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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南通經濟增長研究(2/5)

作者:張小平陳亮字數:20332更新時間:2019-09-21 08:02:52

    1.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變動態勢、原因及影響分析

    1993-2007年期間,資本形成總額拉動南通經濟增長的變動態勢可分為三個時期:(1)“八五”後三年,在加快接軌上海浦東開發步伐以及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鼓舞下,南通資本形成總額快速上升,平均貢獻度為81.87%,平均貢獻率為14.34%,即在這段時期GDP年均18.30%的增長率中,資本形成總額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4.34個百分點,其中1995年貢獻率達到17.75%,為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最高值;(2)1996-2001年期間,由於南通主觀上思想解放的力度不夠以及“有江無橋、有海無港”客觀投資環境的製約,南通獨特的區位優勢,尤其是臨海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導致這段時期資本形成總額對南通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比出現大幅下降,平均貢獻度為23.40%,平均貢獻率為2.57%,低於該段時期消費需求平均貢獻率4.43個百分點,其中,1999年的貢獻率一度出現負值;(3)2002-2007年期間,為了實現地區經濟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南通確立了“依托江海、崛起蘇中、融入蘇南、接軌上海、走向世界、全麵小康”的發展思路,作出了“沿江開發、江海聯動”的重大戰略部署,並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筆和大氣魄,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推進大項目、打造大產業、建設大港口、構築大通道、發展大城市”等一係列重大舉措,猛攻投入、強攻改革、擴大開放、優化環境,由此迎來了南通沿江沿海開放開發的新一輪投資熱潮。六年間資本形成總額的平均貢獻度為88.96%,平均貢獻率為13.13%,即在GDP年均14.56%的增長率中,資本形成總額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3.13個百分點。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投資在南通經濟增長中的主導地位是由南通經濟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錢納裏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工業化劃分標準,南通大致於2006年開始邁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在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階段,投資貢獻率在經濟增長中占主導地位符合工業化階段發展的一般規律。因為在這一階段,無論是滿足居民對一般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還是調整經濟結構、加強節能環保、加強公共衛生、基礎教育和水利、交通基礎設施等薄弱環節建設等,都需要較大的投資,從而導致投資貢獻率的高企。

    高投資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雙方麵的:一方麵,地區綜合實力的增強、產品競爭力的提高和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等等,都離不開高投資率的支持;另一方麵,地區經濟增長波動較大、資源約束越來越強,環境破壞和汙染嚴重、收入分配不平衡加劇等新老問題的形成,也與高投資率帶來的粗放發展方式直接相關。2002年以來,在南通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跡象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隻能說是行政力量的推動。這種性質的推動,在短時間內有利於阻止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刺激經濟的回升,但投資需求的增長最終仍然需要依靠消費需求的增長來實現,其自身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拉動力量。

    2.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變動態勢、原因及影響分析

    從最終消費需求拉動南通經濟增長的變動態勢來看:1993-1997年期間,最終消費的平均貢獻度為45.23%,平均貢獻率為6.58%,貢獻率相對較高,但波動較大;1998-2001年期間,消費需求的平均貢獻率雖然較前一時期有略微下降,但波動相對較為平穩,從而在南通進入投資低穀、經濟低迷時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穩定器作用;2002-2007年的六年間,最終消費的平均貢獻率為3.91%,較前兩個時期出現一定程度下降,尤其是2002年,在南通11.09%的GDP增長率中,最終消費需求僅拉動GDP增長1.51個百分點,為曆年來的最低點。

    1992-2007年期間消費需求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長緩慢。這段時期南通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長率為7.44%,農民實際人均純收入平均年增長率為8.04%,而同期南通GDP的平均增長率為13.80%,遠高於居民收入的增長率(以上數據均按1992年不變價格計算)。特別是近三年來,南通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尤其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差距呈現出不斷拉大的趨勢。由於居民消費一直是最終消費的主要來源,1992-2007年期間,南通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年平均值為87.3%。因此,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的緩慢增長,導致了居民消費不足進而最終消費需求貢獻率的下降,並且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份額趨於減少。在南通最終消費構成中,政府消費所占比重呈平穩增長的發展態勢,而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從1992年的92.8%下降為2007年的83.2%。這種狀況說明南通的GDP增長較快,但對就業及居民收入的拉動效應則較弱,反映了經濟增長質量欠佳以及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的效益釋放比較緩慢等特征。另外,由於在經濟轉軌時期,住房、醫療、教育、勞動用工以及收入分配製度等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隨著舊製度被逐步打破,而新製度又沒有進一步完善時,居民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增大,導致預防性儲蓄進一步增加,進而影響到消費的增長。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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