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梁楓結婚已逾60年，什麽“銀婚”、“金婚”、“鑽石婚”早已度過，我們夫妻倆都已年逾八旬，身體都還健康，我們正高興地向結婚70年被譽為最高的罕見的“白金婚”邁進。
梁楓原名梁蓮珍，是我表哥的叔父的女兒，是遠門親戚，從小互相就認識。她去西安上學路過我們家，被我十叔母看上，曾提過我與她的婚事。1932年，因“一·二八”日軍侵占上海，我在上海上不成學了，轉來西安，在中山中學上學，我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和反戴季陶等學生運動。這時梁楓正在女子師範上學，她思想進步，也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在進行遊行時，我遠遠地看見她參加遊行，舉著小旗，喊著口號，她也注意我的行動，遠遠地看著我。8月1日這一天，在我們中山中學的禮堂開會，由中山中學的校長講社會科學，我來到禮堂，從窗子向裏看，我看見她正坐在禮堂裏，她也在找我，當我看她時，看見她正看著我，兩人目光相遇。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和梁楓開始了戀愛生活，並互相通了書信。
梁楓1915年生於臨潼農村，和我是同鄉，距離不遠。是生長在一個很苦的家庭，4歲時，父親被土匪打死，母親改嫁時，從臨潼的鄉村，把她帶到西安，準備給人家當童養媳。母親依靠賣刺繡供她上小學。不料她才14歲時，她的母親也去世了。梁楓就又回到臨潼的家，依靠叔父梁彥傑和堂兄梁子才。不久，叔父又被土匪打死。她的少年時代是在接連的悲慘遭遇中度過的。梁楓依靠堂兄和同學們的資助，先後在西安東羊市、長安縣立第二女子高小、西安女子師範、華縣鹹林中學和三原第一女子中學讀書。
梁楓堅決反對包辦婚姻。原來家裏準備把她嫁給繼父的兒子溫全和，她堅決不願意，就與我建立了戀愛關係。1932年我在中山中學上學，溫全和也在中山中學上學，他願意與梁楓成親，當發現梁楓與我談戀愛，互相通信，就產生了嫉妒之心。一次他看見了我給梁楓的信（他認識我的字體），就把信偷偷取走，梁楓沒有收到我的信，也不給我寫信。我不見梁楓回信也很生氣。我與梁楓因而產生了誤會。我生氣與另一個女學生發生了戀愛關係。
這時，商縣何先修的女兒也在女師讀書，她與我認識，她給我介紹楊虎城軍中一位旅長的女兒袁芝悠，中山中學的學生，我與這個姓袁的女學生發生一段戀愛關係，我還送給她一塊表。那時，我與她商量去北平上學，她的英文差，我的英文經過去上海下苦工夫，基礎較好，我就教她英文。但她不好好學習，老在桌子下邊亂動，我看不慣不好好學習的學生，就用硬皮本子打在她的臉上，她跌倒了，哭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斷絕了。
1933年，我又到上海建國中學高中上學，在田璞的支持下，我和梁楓和好了，通過書信來往，明確了戀愛關係，堅決反對封建婚姻，她當時思想很進步，對我鼓勵很大。
我的伯父得知我和梁楓戀愛，關係已經明朗的時候非常反對，說這種自由戀愛是敗門風，是大逆，是不孝。按照舊風俗，因他沒有兒子，包辦給我找一個門當戶對的農家婦女做媳婦以頂他一門。於是他背著我，給我訂了三原芬李村的一個所謂舉人家裏的女人做未婚妻。我知道後去信堅決反對，他們不但不理，而且慫恿梁楓的堂兄梁子才也出來反對。從此我和梁楓便卷入到為爭取婚姻自由的鬥爭之中了。
1933年，梁楓因堅持婚姻自由，她的堂兄梁子才就不供她學費了。她在同學王秉正和王的父親王子美（華縣鹹林中學校長）的幫助下，轉學到華縣鹹林中學上學。1934年上完上學期，無法繼續上學，又找她的表姐郭峰，轉學到郭峰所在的三原縣女子中學學習。我為了反對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和爭取婚姻自由，在田璞的支持和幫助下，於1934年4月利用春假期間背著封建家庭回到三原，住在郭峰的家裏，由郭峰等主持，於4月24日我與梁楓登報結婚。5月初又回到上海建國中學學習。因此，惹怒了封建家長——我的伯父和父親，對我施加各種壓力，斷絕了學費供給，強迫我暑假回來與他們包辦定親的李氏女完婚。這時我的伯父改了個口氣說，他不反對我與梁楓結婚，梁楓隻能算是我父親這一門的媳婦。他沒有兒子，要我必須給他一門娶他訂的女子，為他娶妻生子，以資傳承香煙。我迫於無奈，先回到三原和梁楓做了商量，作為一種手段，回家談判，在取得他們答應繼續供我們上學的條件下與李女結婚。梁楓同意了。我回到家裏，家人用咒罵、威脅和淚水包圍著我。為了繼續升學和前途著想，終於向封建勢力妥協了，按著舊式的規矩結婚了，就這樣換取了80元的學費，又回到上海繼續學習。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