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起義準備工作的暴露以及叛徒的告密（尤其是被開除黨籍的崔新義的密報），當第四集團軍三十八軍全部南渡集結於廣、滎、鞏地區後，1940年11月中旬，蔣介石給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發來一封絕密電報說：據報三十八軍有孟鼎君（蒙定軍）、賀克用（郝克勇）、張西鼎等46人係中共分子，著送洛陽勞動營（即管押共產黨和進步青年的集中營）審訊。這40多人的名單中，實際上包括了三十八軍中的大部分主要負責黨員。所幸這個絕密電報送到孫蔚如辦公廳主任姚警塵和情報處長成子慎同誌手裏，他們壓了下來在給孫閱前，即刻抄給我、蒙定軍同誌和趙壽山。經研究後認為名單中隻有我在總部幹訓班學生大隊，安全沒有可靠保證。於是當即決定，要我以急病去洛陽治療的名義，教我和梁楓坐了架子車，由學生大隊劉俠僧派了幾位黨員班長，連夜把我送回三十八軍教育連（即教導隊第三期）隱蔽起來，繼續負責黨的工作和趙壽山的聯係工作。之後，工委經過研究決定，對國民黨這一反動措施，必須進行非法與合法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黨內與黨外相結合的堅決鬥爭。而鬥爭策略的首要任務是首先把處理這一案件的主動權，從孫蔚如手中奪到趙壽山手中。於是，一方麵動員有影響的黨員宋綺雲、姚警塵等和黨外高級人士杜斌丞、鍾興哉等向孫蔚如做說服工作；一方麵請趙壽山親自出馬，攜帶了大批的大煙土和兩個連的空名額送禮，以保存西北楊虎城部隊實力的共同利益為理由，說明國民黨所要的這些幹部都是部隊中老人手，並不是什麽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利用殺共產黨人之名，行瓦解吞並部隊之實。要求孫不要直接管這件事，而是用“等因奉此”“仰該軍長遵照執行”的慣例手續批轉給趙壽山查辦執行。孫答應了，並且很快地下達了這個批文。從此把對付國民黨的鬥爭權牢牢地掌握在趙壽山實際上也就是工委手裏。於是展開了一場“賴頂”、“假送”、“硬保”、“換送”等鬥智、鬥勇、鬥武、鬥文的激烈鬥爭。
賴頂：賴，就是由趙出麵複電，把電報中所指名的“孟鼎君”（蒙定軍）“賀克用”（郝克勇）賴成“查無此人”，一筆勾銷。頂，就是說明名單中所指名的其他40餘人，均係追隨趙多年的老袍澤（老幹部），不但不是共產黨，而且過去是剿“匪”有功，現在是抗戰有功的中堅軍官，請求免予送審。再加上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與趙關係頗密）從中斡旋，蔣介石無可奈何，隻得暫緩。這是第一個回合。
硬保：由於蔣介石賊心不死，一計不成，又生一計。1941年3月給衛立煌發電舊案重提，中心意思是前案所要的人員，確係中共黨員，如該軍長確信各該員非隱藏在該部的共產黨，而是忠誠官佐，即應責詢該軍長是否敢以身家性命為擔保，出具甘結（甘心情願的具結）。在這一嚴重壓力下，趙壽山起初情緒有些波動，深夜打電話叫我到他的住地商量。他流著淚對我說：娃呀！你看蔣介石這個大流氓給我來了這一手，你看咋辦？我也按私人關係稱呼他叔，並說：別著急，難題總會得到答案的，不知你的意見如何？趙說：這個事情難呀！不光是左右為難，而且是上下為難。如果不寫，無法保全黨員和部隊；寫了，明知這是一個殺頭、抄家的保證書，萬一再出一個叛徒，就會真的家破人亡，家裏對我的壓力也很大。我說：敵人這一套是在探咱們的虛實，他們所以不敢采取斷然硬手段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咱們有一個鐵的三十八軍武裝在手，既瓦解不了，吞並不了，也不敢打，更不敢殺，所以隻好采取這套陰謀手段，探咱們的虛實，試咱們的軟硬，抓咱們的把柄。我們對付國民黨的這一套，最好方案還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實對虛”，“以硬對軟”，“以正對邪”，大大方方地拍著胸脯，堂堂正正地給他寫一個硬的甘結頂回去，看他怎麽辦。我們則用這一手，爭取時間，提高警惕，鞏固部隊，增強團結，增強戰鬥力，準備應付一切突然事變，這樣才可能真正地站在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守不住了就走——“此處不養爺，去找毛澤東”的主動位置。趙聽了後，站起來說：娃啊！你把三韜大略，三十六計學活了，不說了，明天把天合（趙的獨生子，官名元介）叫來，就簽字吧。等到天明，把參議崔仲遠，軍法處長常漢山叫來，以及我和他的獨生子趙元介一起，在他的臥室裏唱了一折“揮淚簽甘結”的好戲——當他抖著顫動的手，把印向甘結上覆蓋時，忽然老淚橫流地對他兒子說：“天合，我把咱們的身家性命全交給了共產黨、毛主席，如果今後有個三長兩短，你就引著你媽到延安去！”說罷把印一摔，舉舉手說：好了！把天合交給你們，拜托了。同時十七師師長耿誌介（景惠）也出具了書麵甘結。趙又親到洛陽和西安，向衛立煌和胡宗南的周圍進行了大量的賄賂，才把這一案頂住了。甘結上報後，又經衛立煌從中斡旋和大量行賄打點，形勢緩和了一段。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