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絡工作頭緒多端，十分繁雜，現將我當時所寫兩份總結報告錄於此，權作回憶交代。
（一）聯絡部兼管蘭州軍管會聯絡處工作一月來的情況報告
蘭州軍管會聯絡處，係由一野聯絡部兼任，故工作範圍，除蘭州地區聯絡派遣、登記散兵遊勇及少數民族工作外，甘、寧、青、新等省的敵軍工作與部隊本身的處俘工作亦須同時進行，聯絡處自9月1日開始到10月12日的工作情況，綜合報告如下：
（1）一個月來，共派出聯絡人員與赴寧、青和平代表團60餘人，聯絡對象包括新疆迪化之陶峙嶽、包爾漢、喬家璞（蒙古親王）、南疆騎四旅旅長楊廷英；甘肅河西玉門油礦駐軍洪世祿（張治中警衛團團長），酒泉專員王維墉，九十一軍周嘉彬等部，酒泉空軍負責人紮喜（藏族），拉卜楞（夏河縣）保安司令黃正清，景泰騎一旅旅長張欽武（阿拉善旗達王女婿）；青海塔爾寺班禪，西寧馬步芳殘潰軍官與政權工作人員；寧夏馬鴻賓、馬敦靜，以及阿拉善旗達理劄雅王等共50多個地區和對象。在我軍迅速勝利和正確政策影響下，在新疆、甘肅河西、寧夏相繼和平解放的形勢下，派出工作大體上均能完成任務或起到一部分作用，其中主要經驗教訓有以下各點：
第一，上層談判與下層秘密工作最好同時進行，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促成起義或投降。經驗告訴我們，專靠上層分子，往往因拉不動下層而流產；單賴下層，往往遭受損失，結果無濟於事。有些同誌，當我們與敵人上層分子還沒有關係時，對進行下層工作看得很重，認為上層靠不住；但當在有利形勢下，上層分子和我們有了來往後，便又把下層的工作看成多此一舉。其實，這都是不對的。例如當陶峙嶽的參謀長曾震五來談判時，路過酒泉、給各部下令保護物資，準備起義後，敵蘭州供應處處長王殿弼等特務和頑固分子命令二五四供應中隊隊長英占螫將飛機場所有設備全部破壞，幸有我們關係人紮喜和洪子鳴部堅決反對，才幸免於難。玉門油礦當接到命令後，有個別匪特分子企圖破壞鍋爐，幸經過我們事前派去之陶正廷與張治中的內弟洪世祿適時鎮壓與保護，始得無損，並派車百餘輛，由陶正廷押管，歡迎我軍到酒泉和玉門。這也證明了敵人內部並不是純正的整體，上層的命令，往往因無得力的下層來支持，結果仍然變成為畫餅。故上、下工作，在可能條件下，最好能同時進行，不可偏廢。
第二，盡量爭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大量派遣關係對敵人進行瓦解工作，不能急躁，不能企圖即刻生效，而應把眼光放遠，能做到起義投降固然很好，即使不能實現，哪怕說幾句關於我黨我軍政策和行動的真實話，把敵人動搖一下，對我們都是有利的。但我們部隊中有個別同誌存在著單純的軍事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對於派出某些上層關係去進行瓦解工作，采取一種消極和不信任的態度，甚至不願派出，嫌上層關係成分不好，例如在我十九兵團進軍寧夏之前，我們通過蘭州市回族各種關係，組織了赴寧和平代表團，交由十九兵團派出。但該兵團個別負責同誌認為要這些紳士去寧夏，不僅無作用，且會引起群眾反感，不同意前去，經我們一再考慮後，認為至少沒有什麽壞處，於是為其專門派一輛車前往，結果事實證明，對解決寧夏問題，的確起了作用。而這種作用，恰恰正是這些紳士們的特有條件。以毒攻毒的道理，在我們與敵對階級鬥爭時，往往是有效的，同時隻要攻得好，達到了我們少死人、少破壞物資的目的，哪怕進行這項工作的人是一個什麽地主豪紳，也是合乎階級觀點的。因為少死人、少破壞物資，這就是具體的階級觀點。
第三，黨的政策是具體的，必須有賴於我們每一個黨員從最細微的地方做起，而這些細微的地方恰恰是最易被人疏忽的。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均為眾矢之的。我們決不可認為自己是“雄才大略”，而忽視小事，所謂“勿因善小而不為，勿因惡小而為之”這個道理，對我們來說，還有很大參考價值。例如拉卜楞黃正清遠逃卓尼草地，但他為了刺探我們的態度和真實狀況，派有好幾個情報人員，專門住蘭州了解情況。他們把軍管會貼在黃正清公館門口的命令（不準軍隊駐紮）一字不遺地抄送黃正清，把張副司令、甘主任、張副主任訪問藏民的情況星夜趕送拉卜楞。不僅對當地藏民群眾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對黃正清下決心不當保安司令，毅然決然地來蘭學習，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們的工作同誌，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對一個看門的少數民族，訪問與不訪問，保護與不保護，似乎關係很小，以為人家很笨，不懂得什麽，這完全是一種自高自大的主觀主義。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