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神交範仲淹

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獻太後病逝，仁宗親理朝政，醞釀政治改革。四月，即將範仲淹從陳州通判召回京城，出任右司諫。司諫是諫官。在宋代，其官階不高，俸祿不厚，但“掌規諫諷喻，凡朝政闕失，大臣百官任其非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宋史·百官誌》）。即是說，諫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建言，參與朝政。 歐陽修時年二十六歲，在洛陽任留守推官。歐陽修有改變宋王朝積貧積弱之誌，對諫官寄予厚望。故在範仲淹上任不久，即寫信給素不相識的範仲淹，在這封《上範司諫書》中，歐陽修首先表示對範仲淹的祝賀：“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接著便大講諫官的重要：“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學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極言諫官責任之重大。接著又講洛陽士大夫對範仲淹的讚許和期待，又以韓愈寫《爭臣論》譏諫官不諫事勸勉範仲淹。最後又提醒範仲淹：既被用為諫官，切不可說“彼非我職，不敢言”；“我位猶卑，不待言”“我有待”而不言。言下之意極為明白：朝廷從千裏之外召你回朝做諫官，就是“欲聞正議而樂讜言”，殷切期望範仲淹能有所作為，以解“洛之士大夫之惑”。 歐陽修對一位素不相識的諫官，如此直言不諱，可見他對諫官的重視和對範仲淹的期待。範仲淹當然不愧是一位直言極諫的合格諫官，他上任不過幾個月就向朝廷提出了不少建議。同年十二月，又因和宰相呂夷簡爭論廢郭皇後事憤而罷去諫官之職，不愧為“直辭正色，麵爭庭論者。”而歐陽修後來寫《與高司諫書》義憤填膺地詰責諫官高若訥，自己任右司諫之盡職盡責，都說明歐陽修也是一名真君子，好諫官。 歐陽修這封鼓勵和切責範仲淹的信，是他們最早的文字交往，但這次“神交”卻奠定了他們之間真誠不渝的友誼。歐陽修一生都十分敬佩範仲淹這位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並成為北宋政治革新中的堅定盟友。他不但積極參與北宋的政治改革，寫《朋黨論》《論杜衍範仲淹等罷政事狀》等，極力為範仲淹等人辯誣，而且在範仲淹去世後，為其撰寫《祭資政範公文》和《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範公神道碑銘並序》，高度評價範仲淹的人品和政績，不愧為範仲淹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