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養氣”為文

蘇轍一生並未寫出專門論文的文章，也沒有形成自己完整係統的文學理論。然而，他所提出的“養氣”說，卻頗有新意。“養氣”之說，始於孟子：“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醜上》）此後，唐代的韓愈明確提出“養氣”說，他把“氣”和“文”比作水和水上浮物，提出了“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這就是著名的“氣盛宜言”之說。孟子和韓愈都提出了“氣”的概念，都注意到了“養氣”和為文之間的關係。但對如何“養氣”，孟子和韓愈都語焉不詳，而蘇轍對此作了進一步探討，提出了頗有啟發性的見解。 最集中體現蘇轍“養氣”說的是其《上樞密韓太尉書》一文。樞密韓太尉是指樞密使韓琦（因宋代的樞密使和漢代的太尉都是掌管兵權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67），十九歲的蘇轍與其兄蘇軾同榜考中進士。為了得到韓琦的引薦，遂寫此文。這雖是一篇幹謁文字，也不免有阿諛、浮誇氣息，但絕對不同於一般空洞無物的幹謁文字。文章以絕大部分篇幅論述了“文者氣之所形”的道理和如何“養氣”的途徑。 文章開頭即提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不可以養而致”的觀點。接著，就舉孟子之文“寬厚宏博”和司馬遷之文“疏蕩，頗有奇氣”為例，說明他們二人之所以文章寫得好，並非因為他們學過寫這樣的文章，而是由於他們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豪俊廣泛交遊，故“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再接下去，就直接聯係到自己，現身說法。他說自己在眉山老家生活了十九年，所遊者“不過其鄰裏鄉黨之人”；所見者“不過數百裏之間”；雖對百氏之書無所不讀，但那隻不過是“古人之陳跡”，皆“不足以激發其誌氣”。為“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他隨父兄出川至京。一路及至京的見聞，使自己大開眼界：“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山）、嵩（山）、華（山）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庠（學校）、城池、苑圃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修），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瑋，而後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即是說，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曆，才真正體會到何為“氣”和如何“激其誌氣”。自己的親身經曆印證了孟子、司馬遷之所以能“氣盛言宜”的道理。文章最後歸結到“猶以未見太尉”為憾。自己現在要回家等待吏部選派官職，多有空暇時間，望“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表明了幹謁之本意。 蘇轍的所謂“氣”，主要是指作家的思想、精神狀態，即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意氣。他認為“氣”不是先天賦予的，也不是隻靠讀書就可以學到的，而要靠後天有意識地培養。而“養氣”的主要途徑就是遊覽名山大川，交結社會名流，增加社會閱曆。他所說的“氣充乎中而溢於外”，與韓愈所說的“氣盛言宜”含義大同；他所說的“文不可學而成”，又與其父、兄所謂“未嚐有作文之意”相近。但他“激其誌氣”的具體途徑，則是主張創作要與社會實踐密切結合，要在讀書和與社會廣泛接觸之中來“養氣”，通過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觀的陶冶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的曆練，才有可能意氣風發，寫出氣理兼盛的好文章。他的這一觀點，比起孟子“三省吾身”的養氣和韓愈的“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的“養氣”來，顯然是更明確、更具體，更具可操作性，也更接近我們今天強調作家要深入實踐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轍的“養氣”說是對孟子、韓愈等人理論的發展，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