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自一九九六年七月結識張曼新先生到決意要寫他的長篇傳記文學再到三易其稿後最後脫稿，時間跨度長達兩載。其耗時耗力，在我近三十個春秋的業餘和專業創作生涯中絕無僅有。 概其原因，一是起初對張曼新先生的采訪過於倉促，致使先前寫就的十餘萬字付之一炬；二是張曼新先生多在海外，即使回到國內也行跡匆匆，難以抽出成塊的時間接受采訪，故而采訪隻得是零打碎敲，羊屙屎似的哩哩啦啦；三是張曼新先生本身的事跡就是一部大書，礦藏豐富，開掘和提煉出來則需花費一番大氣力，想一蹴而就實不可能；還有就是筆者擔任中國僑聯主辦的《海內與海外》雜誌社主編，百事雜遝，身不由己，寫作隻是副業；加之前些年已積勞成疾，冠心病及糖尿病勾結肆虐，常常深感體力不支。 張曼新先生與我是同齡人。一般說來，同齡人往往具有共同的人世滄桑和情感世界。 但是，我與張曼新先生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出身、遭遇以及職業等形成的不同的情感經曆和心理路程。 所以，要真實地寫好張曼新先生，不僅有一個認識他、了解他的問題，還有一個貼近他從而準確地把握他和表現他的問題。 我是極力爭取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中縮短與張曼新之間的距離的。 尤其是在情感世界方麵。 傳記文學，是“傳”，是“記錄”，即所寫的是真人真事，不像創作小說那樣可以任作家心騖八極，天馬行空，縱橫馳騁，想表現什麽就表現什麽，想怎麽寫就怎麽寫。 故而，我在寫作中力圖做到客體的真實與主體真實的統一。 由於本書所反映的是張曼新先生五十餘載的人生旅程，時間跨度大，牽扯到方方麵麵的人物比較多，況且他又是個“涉外”性的人物，敏感事件和敏感人士不少，因此分寸的把握和對一些原則性問題的處理，須格外謹慎，要剪裁得當，要極注意客觀效果，力求不累及他人同時也不累及張曼新先生自己。 所以，有些事件不宜合盤托出，也不宜過於具體描寫和細致刻劃，有的人物不宜提及，還有些人物需要用化名代之。 這些，對於文學，對於本書的豐盈，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這裏有一點需要贅言的是，筆者在寫作中，有朋友相告，像張曼新先生這樣的人物不宜過早宣傳，應該等到他龍鍾古稀之年再寫。此論的注腳是：人老了，什麽事情都蓋棺定論了，再寫就不會橫生枝節了。 此論有一定道理，但筆者實不敢苟同。我認為，不管每什麽人，隻要他本身具有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作家認為是個文學題材，寫成之後有讀點，於社會有利而無弊，就應該寫。 誰又能在立傳問題上來個年齡段的法律界定呢？ 至於人的變和不變，總是相對的。一成不變的事情是沒有的。 這部反映張曼新先生的書該起名為《我的前半生》或《張曼新前傳》，筆者自信地認為它是頗有些讀點的，應該奉獻給廣大讀者。 是黃金就會閃光。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張曼新先生的親友賓朋的不少幫助，特別是為我輯錄了有關張曼新先生的一些曆史文稿，在此一並表示衷心的謝忱。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我在此書的寫作中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但由於張曼新先生事跡頗豐，時間跨度又大，疏漏之處一定會有，所以敬請讀者寬宥。 作者 1998年8月18日草就於匈牙利 首府布達佩斯“東方賓館”30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