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魯迅先生曾應邀到西安講學，其間抽暇看了著名秦腔劇團易俗社的演出，並為該社題詞“古調新聲”。因了先生以後的大師聲名，易俗社一直引為驕傲，解放以後每有活動，必定要把先生的題詞請出來言說一番。
之所以提起“古調新聲”，是因為筆者在看到中央關於新一輪稅製改革的十二字真言中的“嚴征管”以後，不由自主的聯想。的確，比較前九個字“簡稅製、寬稅基、低稅率”而言，“嚴征管”可謂並無新意，嚴格稅收的征收管理，可以說是自有稅收以來，所有稅務機構永恒的主題，稅種可以有增有減，稅率可以提高降低，但征管卻永遠隻有一個要求，曰：嚴。
然而，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花不同。正如愛情與生死雖然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但卻世世代代不絕地演繹出無數的千古絕唱一樣，“嚴征管”因為時代、環境的不同，仍然能夠不斷出新。老樹發新芽，古調開新聲，絕對不可因其是“古調”而不注意其“新聲”。
所謂征管，簡單說，無非是依照稅收法律法規把應該收的稅款收入國庫。稅製、稅基、稅率等屬於政策，一般是立法、行政機關綜合人民的意誌進行決策製定，而征管則屬於執行。政策好了，固然容易執行，但若不抓征管，執行不到位，也會使好政策收不到應有的效果。因此稅收政策一旦製定，關鍵問題就是征管了。稅務部門對稅收政策隻有調查權、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力在全國人大、在國務院，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任務其實就是征收管理而已。
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度、不同的製度，稅收征管的模式和要求都是不同的。歐洲從古羅馬時期一直到18世紀，許多國家稅收征管的模式是包稅製，即官府不直接向納稅人按規定稅率征稅，而是采取指標承包的方式，把要征的稅款數額，包給當地的富商豪紳，由承包人自行確定辦法，運用官府授給的征稅權，向納稅人收稅。中國的宋、元兩代也曾盛行這種包稅製，當時叫“撲買”。宋代曾對酒、醋、墟市、渡口等應課征的稅，采取招商承包的辦法，元代包稅範圍更加擴大。國民黨政府時也曾對一些地方稅捐如牙稅、屠宰稅等實行過包稅製。這種征收方法雖能夠實現官府的稅收目標，卻由於把執法權下放，而導致包稅人假公濟私，任意勒索，所征稅額常常數倍於其承包稅額，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中國自從秦統一以後，基本的稅收征管模式是由各級官吏派員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種模式雖然相較包稅製規範許多，但曆史條件所限，一是征收憑借的是神權和皇權合而為一的“奉天承運”，因此納稅人隻有義務沒有權利，“征稅沒商量”；二是對征稅人缺乏約束，隻強調目的，不管手段，致使百姓常常因為稅收而被迫流亡、破產。柳宗元的《捕蛇者說》中捕蛇人的悲慘命運就是這種征收模式和要求的寫照。至於因為無力繳納苛捐雜稅而官逼民反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新中國的建立，從性質上根本改變了舊的征管模式弊病，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征納關係融洽，征收方法不斷規範，因此年年都能完成國家的稅收計劃。稅務隊伍屢受嘉獎，被認為是黨和政府信任的能打硬仗的隊伍。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稅收從觀念到製度到手段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稅收征收率不斷提高，20世紀90年代以後，每年都以10%的幅度提升，成為稅收連年增長超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時移世易，轉眼間我們已邁入了21世紀，雖然中國稅收征管的基本模式沒有變，然而由於時代和環境的變化，新的曆史時期的稅收征管必須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時代的要求，這也就是“嚴征管”之“嚴”的新意所在。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