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生齒日繁”，“民用難充”。乾隆帝清醒地分析了當前形勢，認為民間現狀頗為嚴峻，在諭中著重指出，滿漢人民“生齒日繁”，“地不加廣”，人多地少，因而“民用難充”，“民產難製”。因為這是一道綱領性的諭旨，不可能詳細闡述，所以他隻這樣原則性地講了幾句，話雖不多，卻包含了豐富的內容，有在此前後大量的數字和事例為其依據。先就“生齒日繁”而言，這是乾隆朝的一大難題。明萬曆六年(1578年)，全國在冊人口為一千零六十二萬餘戶，六千零六十九萬餘口，經過明末清初長期征戰，清順治八年在冊人丁下降為一千零六十三萬餘丁。康熙帝、雍正帝勵精圖治，人口逐漸增加，康熙六十一年在冊人丁為二千五百三十萬餘丁，到雍正十二年又增加了一百一十餘萬丁。乾隆一朝，人口猛烈增長，乾隆六年在冊人口為一億四千三百四十餘萬人，二十七年突破兩億大關，為二億零四十餘萬人，再過三年，又增加了六百五十餘萬人，此後還在迅速增長。
人口激增，田地卻未能如此相應增加。明萬曆六年全國在冊民田為七百零一萬餘頃，加上屯田五十九萬頃和官田，約為七百七八十萬頃。過了將近二百年，乾隆十八年全國在冊民田七百零八萬餘頃，加上屯田、學田、旗地、官田，約為七百五十二萬餘頃，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比萬曆六年減少了二十餘萬頃。當然，這是官方所載征收賦稅之土地數，實際數字肯定還要更多，乾隆時的耕地總數必然超過了一百九十餘年前萬曆六年的田地數量，但上引這些數字也可表明，田地增加的速度，遠遠不如人口滋生之快。
人多地少的直接後果，就是康熙中年以後，尤其是乾隆年間，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兩大令人震驚的奇怪現象，即地價上漲，糧食昂貴。以號稱魚米之鄉的江蘇無錫為例，順治初，一畝良田不過賣銀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至乾隆初年，價又漸長，到二十九年、三十年，漲至七八兩一畝，多者十餘兩一畝。湖南平江縣朱謙益於康熙五十七年絕買田三十五畝，價銀三十五兩，乾隆十年絕賣予人，得銀五百四十兩，二十七年內，田價增長了十四倍。乾隆帝曾因穀米價昂專門下諭給各省督撫，詢問其情和原因，督撫之奏，大同小異，皆一致認為糧價太貴，且與人多地少田貴密切相關。比如，江西巡撫開泰奏稱：“米貴之故，……大抵由於生齒日繁，地方官奉行未善，各省田畝，初值銀數兩者，今值十數兩。”雲貴總督張允隨說：“米貴之由，一在生齒日繁，一在積貯失劑。……天下沃野，首稱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價極賤，雍正八九年間，每石尚止四五錢，今則動至一兩外。……國家定蜀百餘年，(外省去川之人)戶口之增不下數十百萬，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數，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此時勢之不得不貴者。”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呈稱，雍正四年，“人煙疏散”，京鬥米一石價銀四錢五分，現人口日增，廠礦人員一二十萬，米價上漲，豐年亦需七八九錢一石，歉歲則賣一兩二錢至二兩左右。②《清高宗實錄》卷311，頁28、29、44、46.署理湖北巡撫彭樹葵說，康熙年間，“戶口未繁”，上遊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販日至”，因此米價低賤，湖北“遂號稱產米之鄉”，現在戶口增加，田價漸貴，糧價“年複一年，有長無落”。②湖南巡撫楊錫紱更道出了糧價、地價與土地兼並集中的內在聯係，認為米穀之貴，主要由於“戶口繁滋”和“田歸富戶”。他說：康熙年間，稻穀登場時，每石穀不過二三錢，雍正時需四五錢，今則必需五六錢，“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清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以往每畝一二兩者，今賣七八兩。“近日田歸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戶，歲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4―37；《清史列傳》卷18，《楊錫紱傳》。
其四，“勤政愛民”。乾隆帝認為，要想克服困難，使民有恒產恒心，達到“本固邦寧”，人君必須勤理國政，為民興利，內外官員必須善體帝心，實現君之誌願，講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壓百姓盤剝民人，“民生以厚己生”。他很了解貪官汙吏損民利己的弊端，對此深惡痛絕。就在上述之諭下達後的第四月，乾隆元年正月初二日，他給總理事務王大臣下了一道專諭，責令督撫“務休養，戒廢弛”。他首先強調說：“為治之道，在於休養生民，而民之所以休養，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能“各謀其生，各安其業”，然後才可見其富足之日。緊接著，他斥責督撫大臣或“以苛察為才能”，或昏庸寡識，為屬員蒙蔽，以致“累民之事，往往而有”。他具體指出各種弊端：催征錢糧，“而差票之累，數倍於正額”，拘訊訟獄，“而株連之累，數倍於正犯”；抽分關稅，“而落地、守口，給票、照票，民之受累，數倍於富商巨賈”。“如此等者，不可枚舉”。“以此擾累吾民，無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業，而朝廷之德施，終不能盡致閭閻於康阜也”。他要求督撫董率屬員，“務以休養吾民為本”，盡除“一切擾累之事”。《清高宗實錄》卷10，頁2、3.
乾隆帝即位之初頒下的這道諭旨，是他執政期間的重要施政綱領，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確是在努力這樣作，勤理國政，“愛養百姓”，革弊興利，以圖達到民有恒產恒心，本固邦寧。他在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諭告群臣說；“朕自維即位四年以來，食昂貴。以號稱魚米之鄉的江蘇無錫為例，順治初，一畝良田不過賣銀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至乾隆初年，價又漸長，到二十九、三十年，漲至七八兩一畝，多者十餘兩一畝。湖南平江縣朱謙益於康熙五十七年絕買田三十五畝，價銀三十五兩，乾隆十年絕賣與人，得銀五百四十兩，二十七年內，田價增長了十四倍。乾隆帝曾因穀米價昂專門下諭給各省督撫，詢問其情和原因，督撫之奏，大同小異，皆一致認為糧價太貴，且與人多地少田貴密切相聯。比如，江西巡撫開泰奏稱：“米貴之故，……大抵由於生齒日繁，地方官奉行未善，各省田畝，初值銀數兩者，今值十數兩。”雲貴總督張允隨說：“米貴之由，一在生齒日繁，一在積貯失劑。……天下沃野，首稱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價極賤，雍正八九年間，每石尚止四五錢，今則動至一兩外。……國家定蜀百餘年，(外省去川之人)戶口之增不下數十百萬，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數，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此時勢之不得不貴者。”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呈稱，雍正四年，“人煙疏散”，京鬥米一石價銀四錢五分，現人口日增，廠礦人員一二十萬，米價上漲，豐年亦需七八九錢一石，歉歲則賣一兩二錢至二兩左右。《清高宗實錄》卷311，頁28、29，44，46.署理湖北巡撫彭樹葵說，康熙年間，“戶口未繁”，上遊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販日至”，因此米價低賤，湖北“遂號稱產米之鄉”，現在戶口增加，田價漸貴，糧價“年複一年，有長無落”。《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3.湖南巡撫楊錫紱更道出了糧價、地價與土地兼並集中的內在聯係，認為米穀之貴，主要由於“戶口繁滋”和“田歸富戶”。他說：康熙年間，稻穀登場時，每石穀不過二三錢，雍正時需四五錢，今則必需五六錢，“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清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以往每畝一二兩者，今賣七八兩。“近日田歸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戶，歲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4―37，《清史列傳》卷18，《楊錫紱傳》。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