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薩喇爾來歸以後，乾隆帝更加重視對準部情況的了解，指示西北兩路軍營的將軍抓緊偵探對方形勢。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紮布奏報：喇嘛達爾紮傳喚達瓦齊，達瓦齊不敢去，欲於九月“前來投誠”，“投奔大皇帝”，被喇嘛達爾紮遣兵剿捕。乾隆帝立即諭令成袞紮布：“達瓦齊若投入我邊卡，實係力窮，懇求收養”，可予優待。《清高宗實錄》卷403，頁6、7.乾隆十八年五月，成袞紮布再奏：達瓦齊於春天拿獲喇嘛達爾紮，“達瓦齊即為台吉”。《清高宗實錄》卷439，頁14.此奏有所欠真，實際情況是，達瓦齊於乾隆十七年十月率兵突入伊犁，殺死了喇嘛達爾紮。達瓦齊連續用兵，攻打不聽命於他的準部台吉和宰桑，準部大亂，不少人員投入內地，杜爾伯特三車淩即因達瓦齊發兵來征，而歸順於清帝。
乾隆帝的諭旨的第二個重要內容就是，他斷定三車淩是真降而不是偽降。得出這一結論，十分重要，也很不容易。準部人員“素稱狡詐”，從噶爾丹到噶爾丹策零均曾多次製造假象，偽稱降順或兵敗，而乘機擺脫清軍追襲(如烏蘭布通之戰)，或誘騙清軍入伏(如和通泊之戰)，致使清軍將帥大多是心有餘悸，不敢相信準人之話。這次又是三車淩攜帶三千餘戶一萬餘人前來，這幾千名剽悍善戰的蒙古健兒進邊以後，如果鬧騰起來，四處搶掠，可不是容易對付的。因此，肩負防衛北路重任的定邊左副將軍成袞紮布疑其有詐，急忙調兵嚴加防範。乾隆帝卻從準部大亂這一決定性前提出發，否定了成袞紮布的意見，果斷地、準確地作出了判斷：“車淩等來降，似非叵測”。這就為正確安置降人，遣軍北征，解決準部問題奠定了基礎。
第三，確定了厚待三車淩的方針。乾隆帝舉過去噶爾丹屬下台吉阿喇布坦降後受封之事為例，表示將對三車淩“格外加恩”。三十多年前，阿喇布坦投降後至京，康熙帝親禦保和殿，召其入殿內寶座前，嘉其率眾來歸，賜宴款待，特賜避風石、貂皮袍褂、銀幣、鞍馬等物，封為多羅郡王，命於洪郭爾阿濟爾罕地方遊牧。乾隆帝以此為證，表示要對三車淩“格外加恩”，並具體指出先賞給牛羊，再安排遊牧場所。他特遣侍郎玉保攜禦用元狐帽，賞給車淩、車淩烏巴什各一頂，又給端罩各一件，並以京城氣候與邊外相異，蒙古部落中未出痘者甚多，慮其到京後患病，令三車淩於明年夏季至熱河朝覲。
三車淩懼怕準噶爾兵來襲，請求立即徙入汛內，成袞紮布遵奉帝命，迎其入卡，令暫駐烏裏雅蘇台，後定牧於紮克拜達裏克。第二年(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車淩率眾台吉、宰桑至熱河，乾隆帝對他們格外優待，賜宴於萬樹園，命觀煙火遊戲，封車淩為親王、車淩烏巴什為郡王、車淩孟克與色布騰為貝勒，賜車淩銀五千兩、車淩烏巴什銀四千兩、車淩孟克與色布騰各銀三千兩，其餘台吉、宰桑亦各封貝子、公、一等台吉不等，皆賜予銀兩。三車淩帶來的三千餘戶一萬餘人，按內紮薩克、喀爾喀紮薩克例，編立旗分佐領，設十三紮薩克，賜號賽音濟雅哈圖盟，以車淩為盟長、車淩烏巴什為副盟長，賜三車淩羊一萬餘隻、米四千石以及數百石種子。
三車淩的來歸，使乾隆帝詳細了解了準噶爾內部大亂的情形，知道“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北路軍營又陸續奏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戰及阿睦爾撒納失利欲歸順清朝的消息，因而在他心中醞釀很久的一個想法便逐漸成熟了，欲圖用兵準部，徹底解決幾十年懸而未決的難題。
(二)駁斥懦臣下詔討準。
乾隆帝將用兵準部之事告訴滿洲王公大臣，征求他們的意見，不料，除一等忠勇公、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恒讚同此議，主張“用間出征”外，“其他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反對遣軍攻打準噶爾。這些人認為，雍正九年清軍遠征，深入至博克托嶺，遭受了七十餘年以來第一次大慘敗――和通泊之敗，時猶未久，當年損兵折將之慘相仍曆曆在目，這次再冒險深入，定將重蹈覆轍，殷鑒可慮，還是不征為上。《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13，卷490，頁21―23；《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滿洲王公大臣的這種看法，不能說毫無道理。準噶爾部有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人。準部人員剽悍善戰，崇尚勇武，習於衝殺，“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士，能勞苦，勇戰鬥”，聲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逃竄，擄掠驅載惟所欲”。《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如果清政府用兵於萬裏之外，冒險遠征，很難有敗此強敵的絕對把握。何況，五年以前，數萬大軍圍攻彈丸之地大小金川，勞師三載，費銀一千餘萬兩，將士傷亡數千，兩位大臣被誅，結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戰，未能取勝。似此情境，焉能開釁邊外遠攻勁旅！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