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乾隆五十七年停兵議和修貢以後，廓爾喀國王遣使五年一貢，雙方關係密切融洽，貿易發達，友好往來，邊境安寧。
第四節曼殊師利大皇帝直轄西藏。
一、創立“金奔巴瓶”削弱噶布倫權勢。
乾隆帝在用兵廓爾喀之時，就在仔細思考變起之因和將來安藏之法。他嚴厲懲治貽誤軍機釀成大禍的滿漢大臣與西藏地方僧俗官員。他革駐藏大臣保泰、雅滿泰職，於前藏枷號示眾，幾次重責四十板，又改保泰名為俘習渾，清語為賤役，將巴忠之子授官者盡行革退，著在護軍拜唐阿上行走。他又革四川總督鄂輝職，將其於前藏枷號示眾，乾隆五十八年才赦還京師，授拜唐阿。唆使廓爾喀入侵後藏的六世班禪之弟紅教喇嘛沙瑪爾巴，雖已病亡，但罪過太大，帝命將其貲產抄沒，其在藏內羊八開地方之廟，給予辦糧濟軍有功的濟隴呼圖克圖，其家貲財估價變賣銀六萬四千餘兩，招人開墾地畝，耕種青稞，其各處莊田，每年應收租銀七千一百餘兩，俱賞給達賴，為每年如繃、甲繃及“番兵”等應得口糧養贍之用。仲巴呼圖克圖，當廓爾喀兵入侵紮什倫布時，“倡率眾人逃避”，本應正法，乾隆帝念其係六世班禪之兄，諭令解送來京，住於六世班禪曾居住的德壽寺內，不許返藏。孜仲喇嘛羅布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詞，妄稱不可與廓爾喀兵打仗，致紮什倫布喇嘛藏民“皆無固誌，相率散去”，釀成大禍，乾隆帝諭令將其“剝黃處決”。
乾隆帝努力探討變亂產生的原因和保證西藏安寧之法。他聯係康雍時期的曆史，結合乾隆五十七年內的實際情況，反複思考，終於找到症結所在，這就是噶布倫專權，駐藏大臣虛有其名，必須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使駐藏欽差大臣牢固掌握西藏軍政大權，不許噶布倫專擅。
他主要從三個方麵來解決這一難題。首先是斥責噶布倫專權橫行，滋生事端，禍害藏地，剝奪其權，使其成為駐藏大臣的屬下官員。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諭給軍機大臣說：
“……(羅布藏丹巴妄托占詞搖惑眾心)羅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講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賊營講說，可見藏內諸事俱係伊等主持。而鄂輝於辦理羅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倫眼看處決，又將羅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倫羈禁，是鄂輝辦理藏務，無事不商之噶布倫，殊屬非是。衛藏一切事務，自康熙、雍正年間，大率由達賴喇嘛與噶布倫商同辦理，不複關白駐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達賴喇嘛係清修梵行，惟知葆真養性離塵出世之人，豈複經理俗務，自必委之於噶布倫。而噶布倫等遂爾從中舞弊，諸事並不令駐藏大臣與聞，又滋生事端，始行稟白，籲求大臣為之經理，迨至事過，仍複諸事擅行，以致屢次滋釁，成何事體！即如上次賊匪滋事一案，係噶布倫索諾木旺紮勒起釁，此次又係噶布倫丹津巴珠爾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倫不可用之明驗。乃鄂輝現在辦理藏務，仍事事令噶布倫幹預，積習相沿，不可不大為整頓。向來駐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駐紮，視為苦差，諸事因循，惟思年期屆滿，幸免無事，即可更換進京，今經此番大加懲創之後，自應另立章程，申明約束，豈可複循舊習。嗣後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遇有應辦事件，當一一商同辦理，噶布倫等與在藏章京會辦，不得稍有專擅。……著福康安於抵藏後，將此詳細告知達賴喇嘛及各呼圖克圖大喇嘛等，鹹諭此意，嗣後即遵照辦理，以期永綏衛藏。”
這道諭旨講明了四個問題。其一，噶布倫專權。諭旨列舉典型事例，說明了西藏軍政事務實際上俱由噶布倫主持，諸事並不“關白駐藏大臣”，“不令駐藏大臣與聞”。其二，不許噶布倫掌權擅行。噶布倫營私舞弊，滋生事端，此次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爾喀兵的兩次入侵，皆與噶布倫“起釁”有關，“此即噶布倫不可用之明驗”，因此，不能讓其專權。其三，噶布倫專擅的條件。噶布倫之所以能把持藏務，專權橫行，有其曆史條件和客觀因素。一為達賴係“葆真養性離塵出世之人”，不會經理俗務，諸事自然委付噶布倫辦理，他們便借此上下其手，事事擅行；二為駐藏大臣視此重任為苦差，因循苟且，惟思三年期滿平安無事，即可更換返京，從而聽任噶布倫把持專斷。其四，革弊定製。從今以後，遇有應辦之事，駐藏大臣與達賴一一商同辦理，噶布倫與駐藏章京會辦，不得稍有專擅。
過了四個多月，五十七年閏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諭，對上述方針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他指出，以往的駐藏大臣，不諳大體，往往以會見達賴時，瞻禮致敬，“因而過於謙遜”，“即與所屬無異”，一切辦事與噶布倫等“視如平行”，授人以柄，“致為伊等所輕”，諸事專擅，並不關白駐藏大臣，相習成風，已非一日，從今以後，鄂輝、和琳“均係欽差大臣，除拜佛瞻禮之外，其辦事原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至噶布倫等，即係屬員，諸事自須稟明欽差辦理，如伊犁將軍之統轄伊犁，喀什噶爾參讚之統轄回疆，方足以符體製而肅綱紀”。鄂輝、和琳應乘此時機，加意整飭，力矯從前積習，“應事權歸一，可期撫馭番民，永綏衛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