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他不下數十次反複講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專諭，舉大學士於敏中之例，再次強調生殺予奪之權絕不旁落於人。他說：
“朕因幾餘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彼時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稗政。複取閱嚴嵩原傳，見其勢焰熏灼，賄賂公行，甚至生殺予奪，皆可潛竊威柄，顛倒是非，實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紀綱整肅，太阿從不下移，本無大臣擅權之事，即原任大學士於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優，外間無識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於敏中亦遂暗為招引，潛受苞苴。……(然而)於敏中亦止於侍直樞廷，承旨書諭，……即寵眷聲勢亦尚不及鄂爾泰、張廷玉，安能於朕前窮弄威福淆亂是非耶！……而於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肅捐監應開，……竟至釀成大案。設非於敏中為之主持，勒爾謹豈敢遽行奏請，即王？望亦豈敢肆行無忌若之。是於敏中擁有厚貲，亦必係王？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若此案發覺時，設於敏中尚在，朕必嚴加懲治。……於敏中著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員之捐複須由吏部準駁皇上欽定之製，重申親理朝政大權獨攬的方針。他說：降革人員準其捐複，係因人才難得，其中有情節較輕者，不忍概令廢棄，特予以自新之路，“複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從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該部分別準駁，開單具奉，候朕親定”。今吏部奏駁，不準原任知州陳玨成等捐複，“所定均屬公當，然此亦由朕辦理庶務，無不躬親察核之故”。即如捐複一事，部臣每月匯奏一次，準捐與否，“權衡悉出自朕裁，準者不致感激部臣，不準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顛倒錯置，經朕看出，必將部臣等嚴飭，如此留心綜核，部臣等自不敢不秉公定議”。明朝末年，皇帝並不親閱章奏，準駁之權為部掌握，遂至國事日非，“而揆厥由來，總緣人君耽於安逸，不親朝政所致”。“此朕臨禦五十餘年，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稍懈，亦深有見乎為君之難，而太阿之不可下移也”。
乾隆帝以上諭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極其寵愛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權。昭？對此講了一件事，並予以評述說：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