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下述一段名言作為社會基本矛盾是兩個對子的佐證，即“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然而，人們在引證的時候，往往沒有讀一讀馬克思在這段話的前麵和後麵說了些什麽，沒有搞清這段話所說的究竟是什麽意思。其實，馬克思在這段話的前麵說，法的關係和國家形式，根源於物質生活關係，對於物質生活關係的解剖隻能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在這段話的後麵又說，對於曆史的變革，隻能“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這段話的通篇正是要說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才是社會的基本矛盾，而上層建築卻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而變革的，是派生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受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所製約、所決定的。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一對基本矛盾中，生產力又是最基本、最活躍的，它在總的曆史發展中，是矛盾的主要方麵，是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的，而生產關係則是受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製約和決定的。所有這些，對於任何一個認真研讀過上述著作的人來說都是一目了然的。那種把馬克思的上述論斷當做社會基本矛盾是兩個對子的理論依據的做法，是完全違背革命導師的原意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說成是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不是他們不知道有這樣一對矛盾呢？當然不是。正是他們把人們的社會關係區分為物質關係和思想關係，把人們的物質經濟關係看做是全部思想政治關係的基礎，而後者隻是不以人們的意誌和意識為轉移的物質經濟關係的上層建築。是不是他們對上層建築的重要性不認識呢？當然也不是。恩格斯明確指出，國家政權、上層建築對於經濟的發展具有“反作用”，並且詳細地分析了這種反作用的幾種不同的情況。他尖銳地反問道：“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末我們又為什麽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呢？”那麽，究竟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做社會的基本矛盾呢？這僅僅因為他們在曆史觀中完全忠實地遵循了唯物論的決定論的緣故。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