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個時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布哈林認為，在這個時期中，在人民內部也不可避免地會有各種社會矛盾。布哈林說，“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矛盾”。他列舉了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內部的各種矛盾包括管理幹部與被管理的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之間的矛盾、老工人與新工人之間的矛盾，此外還有黨內矛盾、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等等。他指出，這些矛盾將會長時期地存在，並且在發生“經濟上蛻化”和“官僚主義弊端”時還會“尖銳化”起來，在“出現某些經濟上的困難”時，還會“更加尖銳化起來”。
他提出了這個時期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總原則，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裏，我們的任務卻在於……追究一切企圖在我們社會中挑起國內戰爭的人，因為我們已經成為現階段社會的領導力量，我們的立場是使各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我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各樣的其他性質的矛盾能得以克服，經過經常不斷的調處，保證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不斷增長，並力求在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在我們的經濟命脈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在當代階級鬥爭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無產階級專政鞏固的基礎上，保證將其他各種經濟形態（其他階級乃是其代表者）排擠掉和戰勝之。”
布哈林著重分析了工農之間的矛盾，突出地強調了這一時期中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他寫道，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農民經濟越來越成為商品經濟，它的越來越大的一部分產品將作為商品拿到市場上去銷售。從銷售農產品的角度來說，農民是以賣主的身份出現，而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階級則以買主的身份出現。如果從銷售工業品的角度來說，恰好相反，組織成為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以賣主的身份出現，而農民則以買主的身份出現。在市場上，買主和賣主的利益是對立的：買主想盡量壓低商品價格，賣主則想盡量提高商品價格。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中，經濟愈發展，價格問題愈重要。在這裏，工人階級同農民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利益的矛盾。另一方麵，布哈林又分析了工農之間根本利益的共同性。他說，在上述矛盾的後麵，在工農之間同時隱藏著某些更加根本的共同利益。這個最根本的利益，就表現在從根本上互相依靠的工業和農業必須互相幫助。工業的發展依賴於農業，農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工業就發展得愈快。反過來，農業要發展，就必須獲得它自己不生產的、要由各工業部門提供的產品。假如有朝一日工業的生命停止了，那麽農業就必然會奄奄一息，隻能采取最簡單、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布哈林說，領導黨的責任，首先就在於使局部的、暫時的、眼前的、短期的、次要的和從屬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共同的、根本的和基本的利益。必須實行這樣一種政策，就是要保證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生產力都能得到發展，亦即保證整個國民收入能夠一年比一年得到越來越快的增長。他說，過高的工業品價格或過高的農產品價格，都不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布哈林強調工農聯盟是布爾什維克黨取得具有世界曆史意義成就的“基礎”，是“列寧主義的最本質的獨特的特點”。隻有建立起工農聯盟來與資本家和地主的聯盟相對抗，才可能戰勝舊製度，鞏固新製度。“這個真理必須永遠記住，一時一刻也不能忘記。”努力保持和發展工農聯盟，可以說是布哈林在勾畫自己的“到社會主義之路”時所考慮的基本的政策出發點。後麵我們還要談到，無論在討論國家工業化的道路問題上，還是在討論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問題上，或者在處理階級鬥爭問題上，布哈林都十分慎重地考慮如何保護、堅持工農聯盟的問題。
3.認為在整個過渡時期或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但是，隨著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側重點和形式、方法會發生變化；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將隨著工農之間階級差別的消滅而日益消亡；同時，隨著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國家機器應日益民主化，並且最後過渡到公社國家。
布哈林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保證是：工人階級掌握著政權，我們有工人階級的革命專政，即獨裁”。“為什麽在我國的條件下，即在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下，恰恰需要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呢？其所以需要，是因為隻有無產階級是這樣一種力量，它能夠非常自覺地和堅定地把整個社會引向社會主義”。在論述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時，布哈林又說，“工人階級本身內部需要有這樣一種力量：它能最清楚地看到所有這些矛盾，它高瞻遠矚，能及時覺察到一切危險，它善於在一切發展階段上使次要的東西服從根本的和基本的東西，並且表現出空前的意誌統一和領導才能。工人階級的這樣的組織就是共產黨”，“黨的影響的加強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黨對工人階級以及對農民的領導作用，那麽也就沒有工人階級專政”。
布哈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意義主要在於兩個方麵：首先，它是鎮壓剝削階級的工具，鎮壓他們的一切重新執政的企圖的工具；另一方麵，它是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的基本杠杆，工人階級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國家機器，不斷地改造社會的經濟關係，使之走上社會主義軌道。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使命的重心和形式、方法是變化的。隨著蘇維埃製度穩固程度的增加，重心就由直接地、機械地鎮壓剝削者和敵視工人階級的社會集團，越來越轉到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轉到進行和平的組織工作，轉到同私人經濟進行經濟鬥爭，轉到建立各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上去。他舉例說，譬如，對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中“被容許”同工人階級和農民進行“合作”的資產階級階層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就在於采取利用（利用他們使商品流轉普遍活躍、使用從這些階層得來的稅收去支持經濟建設等等）、限製（利用工人立法、勞動保護法、工會法、稅收等進行限製）、競爭等辦法，最終使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歸於消滅。無產階級專政對農民經濟來說，“鬥爭的成分無疑是有的，但同對新資產階級比起來要少得不可比擬”。這種鬥爭的成分表現在同某些農民階層向資產階級方麵搖擺作鬥爭。當然，這種鬥爭每一次都隻能采取適當的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對勞動農民的基本任務，是幫助、改造，首先是通過合作化，把農民經濟逐步改造成為一種更大、更文明的，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形式。最終目的是使這些勞動群眾提高到最先進的無產階級階層所具備的物質經濟和文化、政治水平，同無產階級混成一體，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同等成員，使各階級之間的差別日益消失。布哈林認為，隻有到這時，“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特殊階級的專政將日益消亡”。但是，布哈林說，“在目前這個發展階段，必須完全保留正確政策的唯一有效的保證，這樣的保證就是依靠農民並且同農民結成聯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製度”。
布哈林認為，隨著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轉變為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應當以革命法製取代行政專斷（哪怕是革命的專斷）。“在和平建設時期，當經濟活動處於首位的時候，對經濟生活過程的一切朝令夕改、隨心所欲、心血來潮、毫無預見的幹涉，都可能給這種經濟生活造成非常不幸的後果。”他認為，必須根除命令和指示的領導方法，必須徹底地、完全地和無條件地轉向說服的方法。
布哈林認為，吸引群眾已成為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更加必要得多的任務。要更加堅決地吸引廣大勞動居民階層參與國家的事務。他說，蘇維埃國家“過分集中化了”，必須采取一些步驟朝著公社國家的方向前進。他認為，“歸根到底，從遠景來看，我們的國家機關是這樣一種組織，往後它應當包括千百萬人，包括全體勞動者，成為向公社國家過渡的一定階段”。隨著一切階級差別的消滅，“將不再需要一般的國家強製機關”，“一切政治都將完全、徹底消亡。這種政治將代之以僅僅是對社會的經濟進行科學的管理和科學的領導”。
4.認為應當力求使工業化有盡可能高的速度，但是，農業是全部經濟的基礎，工業的發展速度必須考慮到農業能提供的可能性；國營工業應通過提高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促進農業積累和擴大農民市場來促進自身的發展；計劃要保持各方麵的平衡，要留有後備，不能用“未來的磚頭”來建造“現實的工廠”。
布哈林說，“在我國，農業是全部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工業中進行積累不能長期沒有農業中的積累”。說工農業之間是互相依賴的，國民經濟的基本問題就是這兩個有決定意義的兩半如何能以最快的速度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問題。“一切企圖從某一個經濟領域出發來解決某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的嚐試，都是早就注定要失敗的。”“如果在基本的比例關係即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的計算上發生錯誤，那麽，工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再正確的結合，也不能避免發生極大的震蕩”。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問題上，布哈林主張工人階級應當竭盡全力盡快地搞好生產，盡可能廉價地生產和出售這些產品。他說，“可以不是靠價格，而是靠出售更多數量的商品（即擴大市場）贏得好處”。“如果我們從每一單位商品上少抽一些利，但是因此而年複一年地擴大能夠反轉來影響生產的農民市場的容量，如果我們少抽一些利，但同時竭盡全力加速資金周轉，從而增進城鄉之間、國營工業與農業之間、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之間的互相影響，那麽，開始的時候可能慢一些，但是很快我們就能趕上、超過並且遠遠地把我國經濟政策的第一方案（反對派的方案）（筆者注：指工業品高價、高盈利政策）所設想的積累速度撂到後麵去。”他還強調這個政策是“必須執行的”，因為無論如何都必須實現與農民的結合。說工農聯盟的問題，也是“我國建設中的基本問題”。
從這個觀點出發，布哈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工業專政”論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說，也反對斯大林的“農民貢款”說。
布哈林特別強調在製定工業化計劃的時候，要考慮到各個方麵的比例關係，包括人民生活；要留有後備，反對搞高指標。布哈林說：“我們整個計劃經濟計算的軸心，我們全部經濟政策的軸心，應當是對日益展開的國家工業化的關懷……我們必須力求使工業化有一種盡可能高的速度。這是不是說，我們必須把一切都用作投資呢？這個問題是相當荒謬的。”他批評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甚至忘記了考慮一下後備政策”，“對預算提出了過高的要求”，計劃中建築材料留有很大的缺口等。布哈林用了一句以後常被人們引用的名言：“我們不能用‘未來的磚頭’建造‘現實的’工廠”。他說現有的速度，“是以預算的極端緊張、後備短缺、削減消費部分等等為代價達到的”。他批判了那種認為商品供大不應求的“商品荒”是社會主義優越性表現的說法，要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更多地注意輕工業的發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