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體製，在很長時間裏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模式。二次大戰後，程度不同地被照搬到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50年代以來，這種政治體製在社會主義世界中雖然幾經重大衝擊，但至今仍像夢魔一般困擾著人們。社會主義各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衝破這種過時模式的束縛，結合本國特點，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本性、真正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
斯大林政治體製模式是怎樣形成的呢？許多研究者往往歸諸於俄國深厚的封建專製主義傳統和廣大民眾的小生產者意識與愚昧落後，或者歸諸於當時蘇俄國際國內曆史環境的需要，或者直接怪罪於列寧時期打下了不好的基礎。對於這些觀點我們暫且不去評說。但是有一點卻是被普遍忽視的，這就是1923年秋冬蘇共（布）黨內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對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形成發生了什麽影響。筆者認為，正如20年代末反對布哈林反對派的鬥爭為斯大林的經濟體製奠定了基礎一樣，1923年的黨內鬥爭則為斯大林的政治體製奠定了重要基礎。正是這場鬥爭中斯大林的勝利，保證了以他的名字為代表的政治體製得以逐步形成，也從體製上保證了他以後能夠戰勝曆次黨內反對派，包括布哈林反對派，保證了他的經濟體製模式得以貫徹實施。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幫助了斯大林戰勝托洛茨基反對派。這就為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形成助了一臂之力，同時，也為自己以後的悲慘下場挖掘了墳墓。這是曆史的悲喜劇。
一、托洛茨基最早對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形成提出了最強有力的警告和抗議
要重新全麵地、實事求是地評價1923年秋冬蘇共黨內的鬥爭，必須從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說起。關於這種政治體製的特點，至今國際學術界仍然眾說紛紜，但在某些基本問題上看法正在趨向一致。
日本很有影響的蘇聯問題專家溪內謙認為，斯大林政治體製的特點，就是“斯大林的政治獨裁”；其“特殊的統治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因素、政權與強製的因素占據絕對優勢；與這種特殊的統治方法相適應的政治體製的原理，簡單地說就是：“黨組織的實權完全落在黨的官僚階層手中，黨和國家的結合，國家完全隸屬於黨，以及黨本身權力機關化，階級完全隸屬於黨，‘先鋒隊’和‘大隊’之間的有機聯係被命令和服從的關係所取代、黨和國家壟斷意識形態，等等。”斯大林的個人專權，是這種統治方法與政治體製原理“變態的人格化”。
捷克流亡學者、1963年至1968年捷克政府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要理論家奧塔?希克認為，斯大林的政治體製，是“黨的官僚”體製，這個體製在社會上是“一黨專政”，在黨內是“黨的機關專政”，在黨的機關中又是“得到官僚機關支持的執政者的個人專政”。
前蘇聯著名曆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認為，當斯大林經常把國家權利作為自己的個人工具的時候，它實際上變成了“斯大林的個人專政”。《蘇共野史》的作者阿?阿夫托爾漢諾夫則把前蘇聯的政治體製歸結為“黨治製”。
我國一些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學者也認為，蘇聯斯大林時期政治體製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權。具體表現在：1.在黨政關係方麵，權力集中於黨，黨的最高決策機構和最高領導人實際掌握著立法權和行政權，可以代表國家，可以直接幹預權力機關和政府部門的決策。2.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方麵，權力集中於中央，地方缺乏自主權。3.在國家與經濟單位的關係方麵，經濟單位是國家的附屬物，企業缺乏自主權。4.在意識形態方麵，少數人壟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社會科學領域缺乏學術自由。5.在幹部製度方麵，實行委派製、終身製，選舉形同虛設，缺乏人民的監督。黨的領袖淩駕於黨代表大會和全黨之上，晚年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實行個人專斷，並且不受任何製約和監督。
上述種種評論，有幾點是共同的，即認為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是一個中央高度集權，乃至個人高度集權或者個人專權的體製。具體地說，就是：在社會上，一切權力集中於一黨製的各級共產黨的組織，黨委淩駕於各級最高權力機關和群眾團體之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的組織包攬一切；在黨內，一切權力集中於各級黨的機關，黨的機關淩駕於全體黨員和黨內最高權力機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之上，代表大會形同橡皮圖章，對黨的機關決定的事情，照例一致通過；在黨的機關中，又是一切權力集中於政治局或書記處，政治局或書記處決定的事情，全黨必須服從，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缺乏真正的最高權威。在斯大林時期的初期，或者說，在所謂好的時期，強調集體領導，一切重大問題由政治局或書記處集體討論決定；在斯大林時期的中、後期，或者說，在所謂“違背列寧主義領導原則”的時期，則一切重大問題由總書記一個人說了算，政治局或書記處也變成為橡皮圖章，至多是最高領導人個人的參謀部或者個人意誌的執行機關。於是，在全社會就形成了一種“寶塔形”的權力結構，而在寶塔的最頂端站著的隻有一個人，這就是周身發射出聖靈之光的神――斯大林。
在這種權力結構中，在最高領導層究竟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或者“個人專斷”，並沒有而且很難有嚴格的界限，因而集體領導往往變成為最有地位、最有權威的第一把手的個人獨斷專行。在這種權力結構中，除最終形成斯大林的個人獨斷專行外，還在各級組織中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式的人物就不足為奇了。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時，嚴厲地譴責了斯大林的個人獨斷專行，強調要恢複集體領導的原則。但是，由於他根本未觸動斯大林政治體製的根本，因而最終自己也難免陷入了個人專斷與個人迷信的泥沼之中。這種政治體製的根本缺陷，就在於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對執政的共產黨缺乏來自人民或其他政黨、組織、團體方麵的製約、監督機製；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又缺乏來自全黨及其代表大會和監督機構對黨的機關包括最高領導機關的製約、監督機製，一句話，缺乏必要的民主監督機製。
現在我們回到1923年蘇共黨內的爭論上來。這次爭論中的一方代表人物托洛茨基是個比較複雜的人物。全麵評價這個人物的曆史功過是非並非本文的任務。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至少他的經濟思想是不可取的。但是，應當承認，正是托洛茨基最早對當時已顯露出某些端倪的斯大林政治體製發出了一次強有力的抗議和警告。托洛茨基當時沒有涉及黨與社會、黨與政府的關係問題，主要抨擊的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黨內生活中的問題，即黨的機關淩駕於全黨之上，黨的上層代替全黨考慮問題、決定問題，壟斷黨內大權，廣大黨員和青年隻是接受影響和教育，聽取決議，執行指示的消極對象。他強烈要求黨的機關必須服從黨的意誌，使黨的機關成為黨這個民主組織集體意誌的執行機關，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心，應當從機關轉移到發揮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上來。托洛茨基的這些意見是符合列寧晚期思路的。這也是蘇聯幾十年來政治體製弊端的症結所在。要破除妨礙改革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體製的障礙，就需公正地、實事求是地重新評價1923年秋冬蘇共黨內的這場反托洛茨基的鬥爭。
二、1923年蘇共黨內爭論的廬山真麵目
首先必須指出，由於長期以來蘇共曆史上的許多事實被歪曲得麵目全非，要弄清曆史真相並非易事。同時，許多與反對派有關的文件、資料至今尚未麵世。因此，我們隻能根據已公布的有限資料來進行考察分析。
在列寧患病不能視事以後，在俄共（布）中央領導上，逐步形成了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組成的“三駕馬車”淩駕於當時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政治局之上，並且把其時在黨內外頗有聲望的軍委主席托洛茨基排除在外。對於“三駕馬車”的存在，包括斯大林在內也都承認。這“三駕馬車”當時操縱了很大的權力，實際上起著決定一切重大問題的作用。20年代曾任斯大林秘書的鮑裏斯?巴紮諾夫在1977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政治局“每周舉行二至三次會議。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近百個，有時甚至達一百五十個問題。此外，還有非常會議，就某些緊急問題作出決定。凡提請政治局作決定的各單位和中央機關都首先把問題提到政治局秘書處，也就是我這裏來。我把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排隊，提交‘三駕馬車’，由他們決定政治局的議事日程。在這過程中，我突然發現‘三駕馬車’的真正權力。通常，在會議的前一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合在一起，最初常在季諾維也夫家裏，後來則常在斯大林的辦公室裏，他們正式確定政治局的會議日程。但實際上，三巨頭會議是一個秘密的政府會議，在這個會上，他們不僅確定日程，而且決定一切重要問題，更確切地說預先決定問題……形式上，三巨頭隻決定該問題是否提交政治局討論或移交給其他方麵。但實際上，他們還討論在明天會議上應如何作出決定，考慮決議的要點；甚至分配討論該問題時各人應擔任什麽角色……從根本上來看，三巨頭會議就是真正的蘇聯政府。”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