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普遍短命也是近年來被廣泛關注的現實，有關資料顯示，中國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僅為2.5年，不及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每天中國都有成千上萬家企業倒閉。這固然有多方麵的原因，但沒有找到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是其中之一。以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來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經驗必然是不明智的選擇。管理好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大企業，我們不能否認必須要有規範的西方科學管理流程，因為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現代化企業科學的分工是必須的。不過，科學的流程和規範的製度雖然能提高企業的效率，但光有這些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富士康的製度化、流程化管理堪稱西方科學管理的典範，然而為什麽接連發生員工跳樓事件？可見，西方硬碰硬的管理模式並不完全適合中國本土企業。西方管理模式雖然很科學，但也有它的短板。中國人重感情，重道義，突然麵對西方冰冷嚴格、對事不對人的管理製度，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適應，因此也就必然會造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係緊張，從而影響企業的運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必須要從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中尋找適合中國企業的中國化管理方法。
當然，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並不是具體的管理技巧與策略，而首先是一種宇宙之道與人生智慧。《周易》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傳統哲學智慧與西方管理科學可謂是一種道器關係。西方的科學流程化管理隻是管理中“器”的部分，而中國傳統哲學智慧才是管理中的“道”。在管理中不能沒有“器”，沒有“器”，管理就成了空中樓閣，但光有“器”也不行，必須要有“道”的管理思維和理念，隻有懂得管理之“道”，才能用好管理之“器”。從某種意義上講，管理之“道”比管理之“器”更加重要。我們在研究國外的管理思想時，不論是西方的還是日式的，它的理論來源都是中國的哲學思想。無論是德魯克的任務、責任、實踐的管理理論，波特的差異競爭論，哈默爾的核心競爭力理論，還是明茨伯格的“戰略和經理人角色”及科特的“領導與變革”，歸根到底都隻不過是一些管理方法和手段而已，這些手段和方法，在浩瀚的中國傳統哲學中都能找到與它們幾乎一致的管理理論——中國的哲學思想是世界管理學的源頭活水。
西方管理學家所論述的管理的實質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哲學講的“內聖外王”的哲學之道。管理於人而言無外乎就是“管好自己和管好別人”，於企業這個組織而言就是“能形成產業，對外成為某一領域的引領者”，也就是要做到“內聖”和“外王”。西方用了一大堆詞語解釋什麽是管理，可我們的老祖宗用4個字就把管理解釋清楚了，這4個字就是“修己安人”。西方管理學者用一大堆詞匯來論述企業願景，其實我們的古人也隻用4個字就把它說得很清楚了，這4個字就是“內聖外王”。想一想，做企業能達到“內聖外王”的願景，這個企業肯定是一個偉大的企業。西方管理學者論述的實現管理過程的各種理論，《四書》中的《大學》就已概括了它們的全部。要實現“內聖外王”這一終極管理目標，西方管理大師認為要確定戰略，分解任務，明確責任，重視實踐，並視其為必不可少的過程，其實我們的古聖先賢在《大學》裏論述得更加具體和詳細，《大學》中就如何實現“內聖外王”明確地提出了“三大要素”和“八大綱領”。《大學》裏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我們從中可總結出管理要做到“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這“三大要素”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八大綱領。這“三大要素”和“八大綱領”與西方管理大師的管理理論異曲同工，甚至比他們論述得更加科學。一個企業和企業家必須要做到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隻有做到這三點，這個企業才能基業長青，受人尊重，這個企業家才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因此可以說，一部《大學》就是一部管理學經典。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