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權得失上，仲長統批判了“神的旨意”。他認為創業者奪天下，建立霸業是由“人事”所致。
同樣，王朝由盛而衰，毀業亡國，也是由“人事”所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決定社會興衰的說教，從而否定了宗教神學的統治地位。這在兩漢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見”。
曆史上的公元180年至199年，正值漢末亂世。其間帝位由漢靈帝劉宏（168-189年在位），過渡到漢朝末代皇帝劉協（190後在位）；年號幾經更改，由靈帝光和（178-184，共7年）、中平（184-189年，共6年），到劉協初平（190-193年，共4年）、興平（194-195年，共2年）、及現在的建安。
今天看來，這些年號多有反諷之意，因為在當時，所謂的“和”、“平”、“安”已成為幻影。
在大動亂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仲長統，於二十歲時開始遊學於青、徐、並、冀四地。其地域主要分布在今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河北、遼寧一帶，這是當時戰亂最頻繁地區。試想年輕的仲長統在其間行走，目睹民生凋敝、戰火紛飛、“白骨蔽於野，千裏無雞鳴”的場景時會是怎樣的心情！
遊學期間，仲長統在州郡召喚下屢屢拒絕出仕，並作《樂誌文》和《樂誌詩》。
在被荀彧接到薊縣到離世的幾年裏，仲長統可能像《樂誌文》中所期待的那樣過著“躕躇畦苑，遊戲平林”、“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的日子。
然而他終歸是英年早逝，非但沒有“永保性命之期”，相反比一般人離去的要早。
他的主要著論是《昌言》，此外還有詩和其它文章傳世，不過，在曆史的沉浮中，遠非來之麵目了。
仲長統還認識到，上古人民大體平等的社會結構解體以後，貧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
在當時，財富之集中，已達到令人驚歎的地步：“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穀不能受。
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嫗伎樂，列乎深堂。
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
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
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
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
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
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
這確乎是社會發展之必然，直至今日之社會，財富集中的情狀更令人驚駭！
貧富的差距隨著社會的發展隻會更加的兩極分化，富有的人你永遠想象不到他們會有多富，貧窮的人你也想不到他們是怎麽苟且偷生。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