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地唯一辦法就是提高工業生產效率、增加人均產能。達到這個目地地唯一辦法就是產業革命。利用新型科技與技術提高工業產能。用更少地工人生產出更多地社會財富。彌補勞動力減少產生地損失。
產業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地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對共和國、對中華民族來說，如果不能在十年內完成產業革命，進入達國家行列，就將麵臨“未富先老”的窘境，國家振興、民族複興將無從談起。
前五年中，紀佑國全力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為產業革命打下基礎。
接下來的五年，將是共和國進行產業革命的關鍵時期。
產業革命不僅僅是一兩項關鍵技術的革命，必須將新技術用於生產，並且建立配套的基礎設施。比如橫貫全國的數條超高壓電主幹線、規模宏大的公路交通體係、建設更多的電廠、新的經濟體製、配套的司法與行政體係等等。這些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與財力。
由此可見，紀佑國並不希望在這個時候與其他國家生衝突。
共和國需要和平穩定的國內環境，更需要相對緩和的國際環境。一年前，紀佑國下定決心打擊印度，也是希望借此展示共和國的軍事實力，對周邊國家起到震懾作用，為共和國創造相對理想的展環境。可是事與願違，世界上總有那麽些人、那麽些國
望看到共和國振興，更不希望看到中華民族複興。
歸根結底，共和國與日本的矛盾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矛盾。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走上“全盤西化”的道路，由此獲得數十年的繁榮，成為了亞洲最強大的國家，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國之一。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繼續推行“脫亞入歐”的“西化”政策，成為冷戰期間西方集團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前沿陣地，由此獲得“黃金二十年”，再次進入達國家行列。
自民黨執政期間，日本的核心政策是“美日同盟”。
雖然民主黨上台後，日本的基本政策生了很多變化，比如加強政治、外交與軍事的自主權，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強化“亞洲國家”身份等等；但是“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的核心政策，民主黨推行的“自主政策”都以日本作為亞洲核心國家為重點、以懾製共和國為關鍵。
隨著共和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逐漸顯現，中日對抗變得愈加不可避免。
去年，共和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否決了日本“入常”的申請，成為中日關係的重大轉折點。
接下來的半年內，共和國與日本在經濟、貿易、外交等領域的矛盾日益突出。
2015年底，日本率先對278種共和國商品征收75%到150%的巨額反傾銷關稅，隨後共和國對322日本商品征收100%到200%巨額貿易補貼關稅，兩國的貿易戰正式打響。2016年上半年，雙方貿易額同比下降35%。
2016年初，日本向世貿組織提起申訴，要求共和國就濫用二十一項電子、絡、通信產品的專利技術向日本支付240美元的知識產權賠償金。隨後共和國提起反申訴，要求日本就盜用十四項與複合蓄電池、超導電動機有關的知識產權向共和國支付380美元的賠償金。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