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王元慶非常清楚裴承毅的政治頭腦。雖然在第一天晚上沒有明白過來，但是以裴承毅的目光，在製訂作戰計劃的時候，肯定會把攻打新德裏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有可能先打新德裏，再轉向南下。
即便如此，問題仍然比較棘手。
按照王元慶的估計，就算在10月之前占領新德裏，然後讓新政權上台，同時著手組建與培訓“印度新軍”，到2036年春節，最多武裝一支人數不超過10萬的軍隊，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沒有多少戰鬥力的準軍事部隊。靠這樣的部隊，肯定無法控製整個印度。要想穩住印度的國內局勢，至少需要50萬“新軍”。毫無疑問，培訓肯定會持續到2036年底。新軍擔不起重任，共和國的作戰部隊還得留在前線。果真如此的話，在2036年初結束戰爭又有什麽意義呢？
作為政治家，王元慶不會像軍人那樣思考問題。
實際上，以軍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辦法也不難，隻是得更加深入的權衡利弊。
以王元慶的戰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決。說到底，解決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在戰爭結束後，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主政權。把印度的還給印度，共和國盡量不要幹預印度內政，由印度人決定印度的未來。
雖然這也是必須走的一步，但是早走與晚走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按照王元慶最初的想法，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內，肯定要以人道主義援助、戰後重建等等名義在印度推行軍管政策，等到印度社會秩序穩定下來，物資供應能夠滿足絕大部分民眾的需求，再考慮解除軍管政策，通過大選組建正式政權，由此確定印度的政治體製與國家基本結構。
可以說，這麽做最穩妥，也最能實現共和國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製度的問題非常多，比如戰爭對印度人造成的影響，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會對民主選舉造成巨大影響，而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將使印度再次對共和國構成嚴重威脅。無論如何，王元慶不希望數十年後再打一場印度戰爭。
要想達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沒有辦法，隻是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按照王元慶的設想，必須首先在占領區的管理問題上做出讓步，將部分權力交給印度人，而不是由占領軍掌握當地民眾的生殺大權。由此產生的問題足以讓王元慶頭痛，比如其他盟國會不會同意這麽做；然後還得加大對印援助，盡快在占領區恢複正常秩序，使占領區的民眾過上比戰前還要好的生活，由此產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讓王元慶頭痛，比如維持幾億甚至十幾億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國戰略糧倉裏的糧食，給戰爭受害者的補償，也足以讓共和國的戰爭預算增加好幾成；最後還得在占領區內扶持一批開明政客，讓他們在印度的民主製度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由此帶來的問題同樣能讓王元慶頭大。比如如何確定哪些人是開明政治家，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
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
雖然王元慶知道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需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到此，王元慶就不得不考慮一個隻有政治家才會考慮的問題，那就是提前結束戰爭所獲得的好處，能不能抵償為此付出的代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結束戰爭就沒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慶就會全力支持裴承毅。
毫無疑問，這個問題無法用投入來衡量。
想到這，連王元慶都不得不承認，裴承毅不但是一個非常有政治頭腦的軍人，還是一個能夠用政治家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的軍人。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