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所謂的安全區的主權仍然屬於伊拉克，而且安全區的官員也由伊拉克中央政府任命，共和**隊隻負責維持治安。按照雙方正在進行的談判，20年後，再由庫爾德人建立自治政府。
作為補償，共和國將按照談判達成的最終協議。按年為伊拉克提供包括資金、技術與人員在內的基礎建設援助，在20年內為伊拉克建立起現代國家基礎，並且將伊拉克建設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
因為援助問題涉及到民間投資，所以共和國政府不會參與具體建設工作。
不管怎麽說，這條消息公布之後，全球輿論頓時一片嘩然。
毫無疑問，在解決庫爾德人的問題上，共和國采用了與西方國家截然相反的辦法。
數十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西方國家，隻會指責土耳其的極端民族政策嚴重損害了少數民族利益，然後通過製裁、禁運等等方式向土耳其當局施加壓力，而沒有從根本上尋找原因，也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實質上看，民族矛盾除了體現在文化、信仰、風俗等意識形態方麵，主要還是與生存資源，也就是土地、水源、礦產等等物質因素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物質基礎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意識形態差距不會導致嚴重的民族矛盾。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與法國敵對了上百年，而導致兩國敵對的主要問題都與物質因素有關；二戰之後，德國與法國能夠和解，並且聯手建立歐盟，除了需要共同應對更加強大的威脅之外，與兩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導致決定民族生存的物質因素不再重要有很大的關係。
由此看來，庫爾德人問題與當年的索馬裏海盜問題有很大的相似性。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庫爾德人問題，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幫助幾個當事國發展經濟，改變這些國家與民族生存的基礎，從根本上緩解民族矛盾，實現民族大融合。
共和國在伊拉克采用的就是這個辦法。
雖然在伊拉克北部地區建立“安全區”與經濟建設沒有關，但是其他政策都是在幫助伊拉克發展經濟。
事實上，西方世界也不是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
該消息公布後，CNN、法新社等西方新聞媒體就眾口一致的宣稱，共和國在中東問題上走到了西方世界的前麵。
雖然這種說法有點含糊其詞，但是其中的酸味還是非常明顯的。
換個角度看，西方世界一直不肯在經濟上做文章，與西方國家一直利用經濟發展逼迫中東國家就範，以及控製世界能源有很大的關係。說直接一點。如果中東國家繁榮強盛，還會聽西方國家的指揮嗎？別的不說，如果阿拉伯世界具有歐洲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出20年就能統一到一個政府之下，成為僅次於共和國、美國與歐盟的第四個大國，從而具備全球發言權。
正是如此，在閻尚隆飛往德黑蘭的時候，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駐華大使就緊急會見了共和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表達了某種意義上的擔憂。隨後，俄羅斯的駐華大使也向共和國外交部提交了照會，希望共和國當局能夠詳細解釋“伊拉克政策”。在閻尚隆結束中東訪問之前，美國當局都通過加拿大與澳大利亞詢問了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希望共和國能夠在中東問題上采取比較穩妥的立場。
不管這些外交詞匯多麽隱晦，都表達出了西方國家的擔憂。
當然，關注此事的肯定不止西方國家。
閻尚隆在訪問了德黑蘭與大馬士革之後，並沒有立即返回共和國，在6月5日去了開羅，6月7日訪問了利雅得、6月8日訪問了安曼，到6月9日下午才結束中東之行，返回北京。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