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而言，共和國國內的反戰示威遊行更值得關注。
根據記者調查，在共和國國內的反戰示威遊行中，參與者的年紀多在20歲到40歲之間，也就是說，多數示威者都是在21世紀出生的新一代公民。正是這些人的積極支持。推動了共和國的政治改革，為共和國建立起民主政治體製打下了基礎。也正是這些人，利用政治改革的成果，開始影響政府的決策，改變了共和國的前進方向。
當然，歸根結底，共和國國內的反戰示威遊行與所進行的戰爭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按照部分西方新聞媒體的報道，共和國民眾舉行聲勢浩大的反戰示威遊行，是在反對政府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是愛好和平的直接體現，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共和國民眾反對的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不希望在一場與共和國沒有太大關係，至少沒有太多直接關係的戰爭中犧牲共和國的軍人，降低共和國民眾的生活品質。要知道，就在幾年前，共和**隊橫掃整個南亞次大陸，將1個擁有17億人口的國家變成戰場的時候，因為這場戰爭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共和國的老百姓，所以並沒有多少共和國公民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戰爭行徑，更沒人出來進行反戰示威遊行。
這種為了自身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在某些時候並不完全是壞事。
王元慶在2039年參加中山大學115周年校慶時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演講，其中就提到，在漫長的民族複興道路上，中華兒女必須胸懷匡扶天下的雄心壯誌，但是在走向世界之前，每一個炎黃子孫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與地位，隻有在發展壯大之後，中華民族才有能力去領導世界、影響世界與改變世界。
這番話的另外一層含義就是：在複興的過程中，必須利用民族主義思想。
實際上，從1840年到2015年，中華民族用了175年的時間，搞清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複興偉業隻能依靠中華兒女，絕不能、也絕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國家與民族身上。
對於每一個中華兒女來說，都應該記住這一點。
正是如此，在停戰談判中。雖然顧衛民一直主張見好就收，不要逼人太甚，但是在幾個關鍵問題上，顧衛民也全力支持以李存勳為首的鷹派，即絕不在談判桌上輸掉已經取得的戰爭成果。
這種軟硬結合的態度，讓停戰談判變得撲朔迷離。
在2042年初，即共和國與美國在兩個關鍵問題上取得共識之後，就有人認為，停戰談判很快就能取得成果。問題是，到2042年中期，隨著雙方在另外幾個關鍵問題上談崩，戰火再次點燃，停戰談判差點前功盡棄。
2042年7月底，以共和國為首的聯合軍與以美國為首的聯盟軍在土耳其的卡赫拉曼馬拉什地區展開激戰。根據當時的情況，聯盟軍想解除對方對卡赫拉曼馬拉什的包圍，聯合軍則想擴大突出部的範圍，將戰線向北推進幾十千米。雖然從軍事上講，雙方在卡赫拉曼馬拉什周圍的小範圍交戰行動除了製造更大的傷亡與損失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意義，但是從政治上講，雙方都因為這場戰役回到停戰談判上來。也就是說，雙方都希望借此讓對方在談判中做出重大讓步，結果均沒有達到目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