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埃及擁有統一阿拉伯世界的潛力與資本，但是作為一個經曆過4次中東戰爭，並且屢次遭受失敗打擊的國家，埃及早已失去雄心壯誌。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改造下，埃及建立起了一套民主政治體製，幾乎不可能出現像薩達特那樣的鐵腕領袖，也就不可能用民族主義去鼓動選民。
麵對這樣的埃及，共和國幾乎無計可施。
中東戰爭期間，埃及宣布保持中立，等於澆滅了共和國對這個國家的最後一絲希望。
雖然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共和國並不希望埃及能夠站出來參加戰爭，也從來沒有要求埃及挺身而出，但是在戰爭爆發前，閻尚隆訪問開羅的時候就向埃及政府提出，希望埃及能夠在中立政策上有所取舍，比如禁止交戰國的艦船通過蘇伊士運河。毫無疑問，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要求，因為這不會破壞埃及的中立地位。如果當時埃及能夠答應下來，並且切實執行禁運政策，共和**隊受到的壓力就要低得多，付出的代價也要小得多，甚至有可能改變戰爭結果。
問題是，埃及沒有這麽做。
更讓共和國當局感到惱火的是，因為埃及擁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特別是其無可取代的地理位置，所以共和國不但不能懲戒埃及，還得在戰後拉攏埃及。
正是如此，中東戰爭後，共和國依然非常重視於埃及的關係。
事實上，埃及也不敢跟共和國翻臉。
根據西方某調查機構在2040年初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共和國在埃及的投資達到了驚人的21000億元，其中民間資本投資超過了17000億元。在埃及38個主要產業中的37個取得了壟斷或者接近壟斷的地位。也就是說，共和國的跨國企業控製了埃及的經濟命脈，完全有能力讓埃及的社會文明倒退幾十年。更重要的是，到2040年的時候，絕大部分在埃及投資的共和國企業都賺回了本錢，並且盈利500%以上。因為埃及的國內市場早已飽和，共和國在埃及的主要投資都與出口貿易或者轉口貿易有關，加上這些年來，共和國一直在加大對敘利亞與伊拉克的投資，所以在投資前進不明朗的情況下，共和國的跨國企業很有可能把重點轉向敘利亞與伊拉克，從而使埃及的加工出口貿易遭受重創。
由此可見，埃及仍然得依靠共和國，特別是共和國的經濟援助。
不管怎麽說，裴承毅在這個時候訪問開羅，並不指望像在大馬士革與巴格達那樣，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說，裴承毅的開羅之行就是在向埃及當局傳達一個信息，共和國不可能永久忍受埃及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裴承毅在開羅隻有一個任務，那就是以共和國國防部長的身份向埃及當局施加壓力。
當然，裴承毅並不指望能夠取得成果。
相對而言，接下來的喀土穆之行更有意義。
如果說埃及依靠共和國的投資完成了工業化進程，成為了阿拉伯世界中最發達的工業國，那麽蘇丹就是在共和國的幫助下，完成了脫胎換骨般的演變，又一個戰亂不斷的極端落後國成為了非洲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之一。
用“洗心革麵”來形容蘇丹這些年來的變化，一點多不為過。
更重要的是，蘇丹的這些變化，與共和國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用一些西方新聞媒體的話來說，能夠將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全球最年輕的發達國家，共和國在非洲創造了一個了不起的奇跡。
毫無疑問，共和國公民在蘇丹能夠享受到最優越的待遇。
作為共和國的國防部長，裴承毅在喀土穆自然不會受到冷遇。因為蘇丹與厄立特裏亞的邊境爭端愈演愈烈，蘇丹當局早就在策劃軍事行動，所以接待裴承毅的時候，蘇丹總統差點沒有讓裴承毅住進總統府。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