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reference_book_ids":[7078185085475752973]}],"27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7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66,"start_container_index":27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61},"quote_content":"《張居正》reference_book_ids":[6933088476116044808]}],"35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5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7,"start_container_index":35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quote_content":"《張居正》reference_book_ids":[6933088476116044808]}],"2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7,"start_container_index":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3},"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0,"start_container_index":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86},"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7,"start_container_index":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3},"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0,"start_container_index":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86},"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1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87,"start_container_index":1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83},"quote_content":"《詩經》reference_book_ids":[7078185810029202446,7152079239892700197,7071200634816449549,6874386810978438151,7070438698533293070]}],"5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start_container_index":5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6},"quote_content":"《三國演義》reference_book_ids":[6838936284967209991,7257453146853608507,7023706537877064711,7078184356296002568,7233628637570796605,7229640720594766906,7220732984595319869,689072837067014452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4,"start_container_index":5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9},"quote_content":"《臨江仙》reference_book_ids":[6906739997974465544,7120504723236457472]}],"5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start_container_index":5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quote_content":"《臨江仙》reference_book_ids":[6906739997974465544,7120504723236457472]}],"26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6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1,"start_container_index":26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87},"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6959122730671164446,7071200596837010446,6833642850618444808,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6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17,"start_container_index":26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12},"quote_content":"《水滸傳》reference_book_ids":[7257453146941688887,7078185807026080804,7234082227129158688,6838936290889567245,7267090240555191352,6890728373585185799]}]},"author_speak":"code":0,"press_status":1,"content":" 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標準是上讓朝廷放心，下讓蒼生有福。在官場裏要想做好人，應該比較容易，守住“慎獨”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卻很難。
讀書種子
一
洪武三十五年，久有奪位之心的燕王朱棣決定揮師南下，從北京打到南京去，從侄兒朱允炆手中奪取政權。臨行前，他問他深為倚賴的“國師”——大和尚姚廣孝有何囑咐。姚廣孝說：“殿下到了南京，一定會順利取得皇位，忠實於建文帝的大臣們也會有許多人不肯同你合作，這些大臣中有一個叫方孝孺的人，他是建文帝的老師，這個人你萬萬殺不得。”朱棣問他為何殺不得，姚廣孝回答：“方孝孺是一顆讀書種子，你若殺了他，咱們大明王朝，就沒有讀書的種子了。”朱棣答應姚廣孝的請求。
先說說這個姚廣孝，元朝末年戰亂期間，姚廣孝還是一個年輕的讀書人。他少有大誌，隻是出身寒微，無從發跡。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大和尚出行，其顯赫排場不亞於高官。不免心動，於是削發出家。朱元璋也當過幾年和尚。登基之後，一方麵，他很忌諱別人說他和尚出身，另一方麵，他又篤信佛教。當政權底定之後，他聽從大和尚宗渤的建議，給他分封各地入藩為王的兒子們每人配一名和尚作為師傅，其意是讓這些藩王們收斂殺伐之心，不要做出兄弟鬩牆的蠢事；二是讓他們學會慈悲為懷，確實能擔負起化土育民的重任。他從全國的高僧中挑出二十人擔此重任，姚廣孝列名其中，並被分派到北京燕王朱棣麾下。
姚廣孝從南京登程前往北京，過京口時寫了一首《覽古》，詩作不俗，雖是和尚，卻透出了難得的英雄氣，茲錄如下：
譙櫓年來戰血幹，煙花猶自半凋殘。
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鐵甕，野山有路到金田。
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所謂蕭梁事業，指的是梁朝的蕭家皇帝大做佛事。有詩人記其盛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統治者信佛，可推動宗教，但若到了佞佛的地步，則好事反而變成壞事。姚廣孝雖是和尚，對“蕭梁事業”卻有微詞，可見此君的關注點在社稷而不在空門。他之建議朱棣不要殺方孝孺，既是讀書人的惺惺相惜，更是他的治國主張的體現。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朱元璋登上皇位時，朱棣才九歲。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客觀地講，這個朱棣是他最合適的接班人。他十一歲封燕王，行邸北京，九年後就藩。此人擅長殺伐，卻缺儒性，所以對謙謙君子的建文帝十分瞧不起，便有了篡位之心。雖是篡位，他卻給自己找了一個很好的出師名義，叫“靖難”。言下之意，建文帝身邊有一群奸臣，把國事弄得糟糕至極，他若再不出兵“靖難”清君側，大明的國祚就要完蛋。
其實，朱棣的侄兒，已死的太子的兒子朱允炆，也就是當了四年皇帝的建文君，身邊的大臣裏頭並沒有什麽權奸，倒是有一幫書呆子。這幫書呆子以方孝孺為首。他們也看出了朱棣的奪位之心，製訂了許多應對的措施，遺憾的是書生治國，過於講求道德文章，國難當頭，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結果弄丟了政權。
卻說這個方孝孺，本是明初大儒宋濂的學生。朱元璋見到他時，一經交談便十分讚賞，但並沒有對他委以重任。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是將方孝孺攢起來，留給日後繼承他皇位的太孫朱允炆用。建文帝登極後，果然將方孝孺倚為股肱，每遇大事，君臣密晤。從方孝孺那裏討到見識後，方頒旨號令天下。
朱棣“靖難”成功，攻破南京城後，建文帝不知所終。方孝孺待在家中，倒有幾天時間沒有人來騷擾他。朱棣即皇帝位前，欲寫一份布告昭示天下。寫這份布告的人，必須德高望重，在朝野之間有足夠的影響力，有此人出麵證明朱棣的“靖難”是解國家之倒懸，那麽他的登基就是上符天意下得民心的合法之舉。朱棣思之再三，便選中了方孝孺來做這件事情。他於是下旨，請方孝孺前來皇宮商議此事。方孝孺屢不應召。後來，朱棣讓兵士將方孝孺從家中挾持而來。方孝孺“持斬衰而行見”，斬衰，即穿上守孝的服裝。朱棣見方孝孺這副打扮，心中已是不悅，但壓著怒氣，鋪開紙筆，請方孝孺草詔。方孝孺大聲痛哭，斥道：“將何為辭？”朱棣命令左右禁住方孝孺的哭聲，親自將筆遞給他。方孝孺將筆投在地上，憤然罵道：“有死而已，詔不可草。”朱棣大怒，威脅道：“你就不怕死嗎？”方孝孺說他早就抱著必死的決心。朱棣說要誅他九族，方孝孺答：“即便誅我十族又何妨！”朱棣到此時，早忘了姚廣孝的囑咐，下令立即將方孝孺處以磔刑。方孝孺被殺後，朱棣仍不解心頭之恨，想到方孝孺的“誅我十族又何妨”的話，便命手下一定要在尋常所說的九族之外找出一族來湊齊十族。君命難違，手下人思之再三，便將方孝孺的門生弟子稱為一族湊上。朱棣準旨。於是，方孝孺死後，又誅了他十族，共八百多人。
在明初五十年中，朱元璋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不斷製造大案，輔佐他開創基業的有功之臣，大部分都被他以各種理由誅殺或者放逐。方孝孺的老師宋濂，是明朝典章製度的創立者，用古人的話說，他可稱之為朱元璋的文膽，用今人的話說，他是了不起的“製度設計師”，此公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小心謹慎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朱元璋單獨召見過他多次，但沒有任何人知道談話的內容。宋濂不但守口如瓶，而且也不作任何記述，生怕惹禍上身，但就是這樣一個謹言慎行的大才子、大國師，最終也難逃厄運，因他的孫子宋慎牽連到一起政治案件中，他差一點送命。要不是馬皇後與太子力保，朱元璋早就將他處死了。他雖然保住了老命，卻從此離開了權力中樞，流放到四川茂州，人還沒有走到，便病死在長江三峽上的夔州，最終埋葬在那座鎮日任濤聲撞擊的荒城。方孝孺作為他的高足，對此事一直存有腹誹。所以，當建文帝登基，他便輔佐新皇上盡力推行仁政，對江南士族及讀書人多加安撫。可惜君臣柔弱，各地藩王又過於強盛，兩相對抗，道德文章隻能如秋風中的敗葉，飄滿神州古道，一任鐵騎踏碎。
如果說，朱元璋的殺人，在於清除政敵，遭殃的多半是權貴；那麽朱棣的殺人，在於要世人承認他入承大統不是篡位而是“君權神授”，所以，遭殃的既有權貴，更有以方孝孺為代表的讀書人。
姚廣孝似乎有先見之明，朱棣雖然對他禮敬，但在殺方孝孺的問題上卻沒有給他麵子。因為沒有記載，不知道姚廣孝得知方孝孺的死訊後有何表示。我想，他的心情不會太好，畢竟天下斯文同骨肉嘛。“靖難”之前，姚廣孝極為活躍，“靖難”之後，他就變得消極了。朱棣要他還俗娶妻，並賜給他顯赫的官邸，他一再謝絕，始終以和尚的麵目出入於皇門，並在暮鼓晨鍾的寺院裏以終天年。
二
在明代對“讀書種子”的扼殺，並不自朱棣開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從來都沒有把讀書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他對讀書人要麽百般侮辱，要麽加寵，但寵得不是地方。讀書人雖然也羨慕榮華富貴，也願意過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最大的快樂仍在於“學有所用”，即所謂“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但朱元璋對讀書人始終存有戒心，且極敏感，生怕讀書人嘲笑他沒文化。為此，不少讀書人罹禍。曾有一位翰林院編修張某，好直言，常常戮到朱元璋痛處。朱元璋對此公心生厭惡，便將他貶往山西蒲州當一個八品學正的小官。皇上生日，天下百官照例都得撰文祝壽。對此類賀表，朱元璋也都細心閱讀。一日，他讀到張某的賀表，見表文中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等詞語，頓時大怒，斥道：“這老家夥被朕貶了官，心裏不服氣，如今寫文章來罵朕。什麽‘疆’，什麽‘道’？他是咒朕僵了倒了。深為可恨。”於是立即派錦衣衛到蒲州將張某枷掠到南京，並親自審問，厲聲喝道：“汝謗語犯上，死到臨頭，還有何話說？”張某回奏：“請陛下容小臣解釋，說畢領死不辭。陛下有旨，祝壽表文不許杜撰，用語必須出自經典。臣說‘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格言；臣說‘萬壽無疆’，乃《詩經》中臣子祝聖君之至情。今陛下認為小臣誹謗，實在冤枉。”朱元璋聽罷，悵然良久，自我解嘲說：“這老家夥竟敢強嘴，拖出去放了！”老學正步履蹣跚走出皇宮。許多高官大僚都嚇出汗來，私下議論說：“數年以來，敢跟皇上頂嘴而能夠活命的，僅此一人。”
百官的議論不假，朱元璋馭臣之道，一直采用重典。所謂恩威並重，實際上是恩少而威多。再說一件朱元璋濫用“重典”的事。立國之初建國子監，就是國家最高學府。一日朱元璋前往視察，覺得國子監的廨房（即今天所說的大學行政樓）建得過於奢華，當時就大發雷霆，把負責督修的官員找來，訓斥一通就地正法，還不許收屍，就埋在牆角下，以儆效尤。所謂奢華，就是門樓高了一點，所用的木材超過了標準。可憐這位“子曰詩雲”的文官，因此送了一條命。若幹年後，一位新科進士偷偷跑到那個埋人的牆角跪下燒紙，被人發現問他原因，這位進士淚流滿麵說：“埋在這牆角下的是我的先父。”聽者駭然，勸新科進士快走，不要因為這次祭奠而葬送前程。
朱元璋起於草莽，雖是粗人，卻也向中山王徐達說過“武製禍亂，文能安邦”之類的話。由此可知，他並不是不知道讀書人的重要，知識的重要。當了皇帝後，他曾下旨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並對負責撰寫起居注的侍讀學士詹同說：“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甚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由此可見，朱元璋之讀書，之尊孔子，是為了找到治國的良規，舍此，哪怕再好的學問，也會被他棄之如敝屣。他與劉基的一次談話，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問劉基：“今天下以平，我們討論一下國家的生息之道，何如？”劉基回答：“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劉基特別點出“寬仁”二字，其因在於看到朱元璋馭臣太過苛嚴。朱元璋當時沉下臉來，回答說：“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這段話對劉基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也道出了朱元璋馭臣之嚴的心理原因，乃是為了便利老百姓的休養生息。
自古以來，官與民似乎勢同水火。讀書人出仕為官，也分化得極為厲害。一些人秉持正義，為民請命；而也有人挾權自用，貪鄙無度。朱元璋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對為官者特別苛刻，簡直到了“防官如防賊”的地步。應該說，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也想真正地為老百姓謀求福祉，但因自己恥於六義，難免給後世留下微詞。
帝王的學問觀，讀書觀，對當世影響甚巨。也就是說，他的好惡，直接決定了“讀書種子”的優劣，更決定一個朝代的文運興衰。
關於學問，朱元璋曾對翰林待製秦裕伯說過一段話：“為學之道，誌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誌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豈能充廣其學哉？”
很明顯，這段話經過文人的修飾。以朱元璋肚子裏的那點墨水，說不出這種文縐縐的話。但話裏頭的觀點，無疑出自他的思想。他認為世上的學問都要以聖人為準，而聖人的學問則以天為準。誰代表天呢？當然是他這位皇帝。他認為真正有用的學問，就是能夠幫助朝廷穩定政局，保固國本。他對詹同說：“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嚐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世務者，無事浮藻。”
這段話，非常完整地表達了朱元璋的學問觀。在他看來，天下讀書人的文章，要麽“究道德之本”，要麽“達當世之務”。舍此兩種，皆是無用之學。因此，他非常瞧不起漢代才華橫溢的大才子司馬相如和揚雄，認為他們的文章無補蒼生。他告誡當代的讀書人不要學他們“無事浮藻”。比之“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漢文帝，朱元璋的識見的確高一籌。他知道什麽是人間的大學問，他要在他統治的國家裏，提倡一種講求實務的學問風氣。
一次，朱元璋心血來潮，親自跑到國子監給太學生們講課，他說：“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治他經者眾，至於《春秋》，鮮能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庶乎有本。”
朱元璋這個觀點的偏執不言自明。其實，除孔儒之外，春秋戰國的諸子學問中，優秀者甚多。就好比一桌精美的菜肴，你隻肯吃其中的一道，終不能做到百美俱收。作為執政者，一定要有博大的文化胸襟。從過往的各門學問裏，開拓更深更廣的精神資源，以提升其執政的能力。朱元璋宥於己見，不能做到這樣，實在是明朝的遺憾。
由於朱元璋對孔子學問的推崇，有明一代，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旨全國各州縣都建孔廟，並將對孔子的祭祀列為重要的國典。今天，我們能見到的山東曲阜與雲南建水兩處規模最大並保存最好的孔廟，都是明代存留下來的輝煌建築。
朱元璋尊崇儒學，也信奉佛教。從他的言行來看，他是個很有理性的人，但缺乏想象力。所以，那些擅長詩詞歌賦，吟風弄月的讀書人，是不會取得他的好感的。他也絕不會像唐朝的皇帝那樣以詩賦取士吸納孔門聖徒之外的詩人學者為國服務。對於那些企圖以左道見寵的術士，他更是一概棄絕。曾有一個道士，將自己寫的一本道書通過關係送到朱元璋的手上，以求得到擢用。朱元璋說：“彼所獻，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來爭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從這些地方看，朱元璋又顯得非常可愛。大凡執掌九鼎之人，享盡世間福，便想著如何長生不老。秦始皇、漢武帝等雄才大略之主，都大致如此，因此方術泛濫，巫婆神漢大行其道。朱元璋看到這一點，並說希望天下生民都能夠長壽，而不必自己一個人長生不老。這種與民同壽的思想，使他疏離術士，更不讓邪教有機可乘，這是朱元璋的高明之處。
“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朱元璋似乎比漢武帝做得更徹底。儒家講求秩序，希望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和睦相處，一切事物都有章可循，所有國家事務都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朱元璋理想中的國度，是一個統治者構想的“桃花源”。他的文化觀作用於治國理念，便是過分地講究秩序和等級。他不允許在他的官僚隊伍中，有那種“立辭艱深而意實淺近”的文士，更不允許有那些以左道邪術惑眾邀寵的神仙術士。他希望在他的國度裏，不用看度牒、勘合等任何法律文件，單從服飾與言談中，就能確切地知道每一個人的身份。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於洪武二年訂出公服之製，確定每一等級官員的補服差別；洪武二十二年，他又申嚴官民的巾帽之禁；洪武二十三年，申嚴官民服飾樣式；洪武二十四年，他又親自製訂天下生員學生的巾服樣式……此外，公文的樣式，書信的稱謂，他都一一厘定。
考諸史籍，曆史中像朱元璋這樣事無巨細一律將其製度化的皇帝，可以說絕無僅有。這是一個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的勤勉之君，可是其文化上的呆板，也讓人難以忍受。
三
毛澤東在他的不朽名篇《沁園春·雪》中寫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這位睥睨萬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對曆代皇帝擇其要者進行評點，總其一句，譏他們為缺少儒雅的赳赳武夫。
自秦以降，大的朝代的開創者，唯有劉邦、劉秀、朱元璋與毛澤東等少數幾個是依靠農民起義奪取政權的。特別是朱元璋與毛澤東，兩人治國主張及其性格，都頗有相似之處。但兩人根本的區別，毛澤東本人是大知識分子，而朱元璋則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毛澤東可以不信任知識分子，但他懂得知識分子。而朱元璋與讀書人，則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毛澤東對本時代的“讀書種子”如梁漱溟、陳寅恪、熊十力等人，雖然棄而不用，但尚能保全他們“食有魚，出有車”的基本生活。朱元璋卻不一樣，輔佐他奪取天下的幾個大知識分子，如朱升、劉基、宋濂、李善長等，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善終。參與創立明朝的第一代讀書種子下場都很悲慘。而參與建設明朝的第二代讀書種子又因為“靖難”之役，損傷大半。這一代的讀書人，比之上輩，分化較為厲害。與方孝孺同時在建文帝手下擔任重要職務的著名知識分子，並不在少數。例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等人，都名噪一時，也都得到了建文帝的信任，可謂“賢人在朝”。可是，當朱棣的兵馬逼近南京城，這些平時信誓旦旦要與建文帝共存亡的大臣，立刻各露嘴臉。卻說破城之日，這些大臣相約為建文帝殉節，並邀齊了去應天學府集體自殺。但是，真正實現諾言的唯有周是修一人。他修具衣冠，在學府裏拜罷孔聖人像，自縊於東廡下，真正地從容就死。餘下的人全都負約。他們活下來不僅僅隻是偷生，而是立即改換門庭，投到新皇帝朱棣門下效命。他們這種做法，頗為江南士子所不齒。但世間的一切，汙穢也罷，聖潔也罷，都可以被時間的流水衝滌淨盡。若幹年後，當這些人成為了永樂朝廷中的樞機大臣，或入閣為學士，或掌部院，時人隻羨慕他們服紫腰玉的當下，卻忘卻了他們無法擦拭的人格汙垢。當“靖難”奪權的血腥散盡，朝政稍有寬弛，這些人便想著為慷慨赴死的老友周是修做一點功德，於是解縉為之作誌，楊士奇為之立傳。言辭之間，仍以同誌相屬。楊士奇還對周是修的兒子說：“當時我若和你父親一道去死，今天，就不能給你父親作傳了。”聞者笑之。當時就有士子就此發表評論：“諸公不死建文帝之亂，與唐之王珪、魏徴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事功與操守，是每一個讀書人都必須麵臨的問題。成其一端者，曆史上大有人在。兩者兼美，如範蠡、諸葛亮之輩，則屬鳳毛麟角，少之又少。而中國的讀書人，往往把操守看得比事功更為重要。因此，對那些事功卓著卻又大節有虧的人，無不褒貶並施；對那些靠鑽營獵取高位而品行不端者，沒有哪一個可以逃脫口誅筆伐的命運。
細研明朝初期的曆史，不難看出，朱元璋和朱棣所需要的讀書人，是那種有知識而無智慧的人。朱家皇帝希望讀書人在技術的層麵上而不是在思想的層麵上幫助他們管理國家。他們需要實用性人才而非智慧性人才。換句話說，他們需要馴服的工具而厭惡讀書人有獨立的品格。上有所倡下有所趨，因此，有明一代的讀書人，比之春秋戰國，比之唐宋，他們在中國文化星空中散發出的光芒，便要微弱得多了。
明代的文脈之弱，首先弱在氣上。竊以為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氣之強弱、之多寡、之繁簡、之清濁，乃是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精神麵貌的體現。漢高祖的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謂豪氣四溢。這種天風海雨式的呼喚，決定了漢朝的基本國策是擴張型的；毛澤東的“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謂躊躇滿誌，震爍千古，這就決定了共和國的執政黨是進取型的。而朱元璋呢，幾乎從他登基的第一天開始，想的就是如何使皇圖永固。有一則故事，說一個七歲小兒替父服役，被朱元璋瞧見，便出了一個上聯讓這小兒對，說如果對得好，就免他徭役。他的出聯是：“七歲小兒服徭役”，小兒立即對“萬年天子坐龍廷”。朱元璋大喜，便放小兒回家。稗記本不足為憑，但即使捕風捉影，亦可證以時事。
朱元璋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的英雄氣勢，更缺乏繼往開來的文化胸襟。所以，有明一代的文氣疲弱。我想，即便朱棣聽信姚廣孝的話，不殺方孝孺這樣的讀書種子，明代的文運，也絕不會盛到哪裏去。這不關一兩顆讀書種子的事，乃是一個朝代政策的失誤。而且，立國之初製訂的政策，到了後來也極難改變。
明代的第三代皇帝仁宗，比之爺爺和父親，身上的匪氣、俠氣少而儒氣增多，他繼位之後，寫過一首《望崇文閣》的五古：
岧嶢崇文閣，乃在城北隅。
登高一睇望，翼飛切雲衢。
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
其下何所為，衣冠講唐虞。
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
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
這首詩十分的冬烘，呆板艱澀。放在唐宋兩朝，再無能的君主，也不可能寫出這等毫無靈氣的詩來。但相比明朝的其他皇帝，這位仁宗還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如果不是他的爺爺一味地尊孔而排斥六藝，他從小接受廣泛的文化熏陶，也不至於變成如此的笨伯。而且，他所宣揚的，仍是以孔子為代表的聖賢書，經過兩代人的洗腦，他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錯誤的文化思維。
皇帝與狀元
1．由《臨江仙》引發的故事
長篇曆史小說《三國演義》開篇引用的那首《臨江仙》，想必所有的三國迷耳熟能詳。我十一歲時讀這首詞，內心便受到感染，產生難以排遣的惆悵。後來，當我第一次坐上渡船行駛在長江上，便禁不住吟誦“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等讀到詞的結尾“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時，少年的我，雖不大理解這詞中的蒼涼，但仍然覺得這種感傷既讓人親近，又讓人害怕。
等到成年後，我才知道這首詞的作者並非羅貫中，而是明嘉靖年間的楊慎。羅先生創作出不朽名著，但非楊慎之詞，不足以表達他小說的主旨，可見這首詞所蘊涵的人世滄桑，具有多大的震撼力。
但是，現在，我卻想讓讀者讀楊慎的另外一首詩：
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
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
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
故園先隴癡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
這首詩名為《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是楊慎死前二十多天寫下的，語極淒傷，可謂字字血淚。這首詩的背後，隱藏的是楊慎一生巨大的悲劇。
2．四川新都的楊家，一門三代均是高官
楊慎，字用修，別號長庵，出生於四川新都一個官宦世家。祖父楊春，成化十七年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父親楊廷和，成化十四年進士，先於其父一屆，時年十九歲。楊慎是楊家入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二十四歲時參加會試，殿試第一成為本科狀元。一門三代進士，還出了一個狀元。這樣的家族不僅僅在新都，就是在全國，亦屬罕見。
楊家三代官員中，官當得最大的當數楊廷和。他入仕四十六年，除正德十年丁父憂回家守製三年外，餘下四十三年全在京城為官。成化十年，從翰林院庶吉士幹起，曆任翰林院檢討、修撰、侍讀等。弘治二年，改任左春坊左中允，這一職務是太子的老師，這太子即是後來的武宗皇帝。三年後，又遷升左春坊大學士。正德二年，由詹事府詹事超升東閣大學士，入閣主管誥勒。擔任內閣輔臣不久，因得罪臭名昭著的大太監劉瑾而被驅逐出京，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半年後，正好碰上劉瑾劣行敗露被武宗“忍痛割愛”，誅除了。楊廷和又得以回到京城，入閣當了輔臣。到武宗皇帝駕崩時，楊廷和已是首輔。
武宗一生胡鬧，親近過的女人難以計數，大概也是因為這個用情不專的原因，這位風流皇帝竟然沒有生下任何兒女。因此，他這一死，便沒有法定的子嗣來承繼皇祚。按規定，必須在武宗近支的宗藩中尋找一位“王子”來承祧，主持這項工作的便是楊廷和。
當時有三個人都有條件繼承皇位。經過一番考慮，楊廷和選中了朱厚熜。這個朱厚熜的父親名叫朱祐杬，是孝宗的弟弟。武宗皇帝是孝宗皇帝的獨子，朱祐杬是他的叔叔，朱厚熄是武宗堂弟。
3．憲宗——明朝第一個搞“姐弟戀”的皇帝
孝宗的父親憲宗，是明朝第一個搞“姐弟戀”的皇帝。憲宗十八歲即位，就將年已三十五歲的宮女萬某立為貴妃。這位萬貴妃一直侍候憲宗長大，兩人年齡相差十七歲，論輩分應該是母子，但兩人更像姐弟，少年的憲宗從萬貴妃那裏知道了情事的快樂。奇怪的是，憲宗對萬貴妃的寵愛二十年不衰，這種“海枯石爛不變心”的愛情觀，擱在一位皇帝身上，實屬難得。萬貴妃三十六歲時為憲宗生過一個兒子，但未滿周歲就死了。此後，萬貴妃一切的懷孕努力都是“瞎耽誤工夫”，她因此很傷心，也變得很歹毒。她隻要聽說別的妃嬪懷孕了，就一定會將這妃嬪弄死。因此，憲宗盡管妃嬪成群，卻沒有誰給他養出兒子來。他當了十一年皇帝後，有一次在剃頭的太監麵前感歎自己老之將至，卻膝下空虛。太監這時鬥膽告訴他，有一個來自廣西壯族的宮女，姓紀，生下了一個兒子，為免遭萬貴妃的毒手，宮裏頭的人都替紀氏隱瞞，放在隱蔽的安樂堂中偷養，如今這孩子已長到六歲。憲宗喜出望外，立即宣旨將孩子從安樂堂中領出來，交給周太後撫養。萬貴妃得信，不到一個月就將紀氏毒死。但對孩子她卻沒有辦法，因為周太後那兒門禁森嚴，她進不去。
既然憲宗有了兒子，萬貴妃便改變方略，由對妃嬪的“計劃禁育”變成“鼓勵超生”。這樣，短短幾年，憲宗便有了十一個兒子。
但因紀氏所生的兒子是老大，便理所當然成了太子。這個太子朱祐樘，就是武宗皇帝的父親孝宗皇帝。
孝宗是個好皇帝，但養了一個壞兒子，武宗不似父親正派，勤勉政事，卻像祖父憲宗皇帝那樣風流、昏庸。他喜歡和那些比自己年齡大的女人上床，大約也是承繼了祖父“姐弟戀”的傳統。
介紹了這麽多背景資料，話題還是回到武宗的接班人上頭。按道理，孝宗皇帝的十一個弟弟的後代，武宗皇帝的堂兄弟，都有資格承祧。但楊廷和從綜合條件考慮，選中了朱厚熜。
朱厚熄的父親朱祐杬，在孝宗即位之後，被封為興王，藩邸在湖北安陸。朱祐杬就藩之後，朱厚熜在安陸出生。不久，朱祐杬病死，諡號為獻，十二歲的朱厚熜襲封興王。
4．嘉靖皇帝登基後的“大禮案”
武宗皇帝死時，朱厚熜十四歲。在楊廷和主持下，朱厚熄來到北京繼位。
楊廷和諳熟朝廷掌故，朱厚熄來京後，便找這位即將登基的皇帝談了一次話：他要朱厚熜辦一個法律手續，過繼給他的伯父孝宗皇帝。這樣，他將以孝宗的兒子而不是侄子的身份來嗣位。這種做法叫承祧。朱厚熜滿口答應，因為他知道，如果不答應，這個皇帝就輪不到他做了。
但是，當朱厚熄登基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帝後，就立刻變卦了。他登基後的第六天，就下詔群臣討論如何尊崇他的親生父母。當楊廷和以“承祧”的原則提醒他時，這位十七歲的皇帝惱下臉來狡辯說：“孝宗本是伯父，如何變成了父親？興獻王本是朕生父，如何又變成了叔父？這樣繞來繞去不妥當。”
從此之後，圍繞這個問題，嘉靖皇帝與以楊廷和為首的大臣們進行了不屈不撓無休無止的鬥爭，一直鬥到嘉靖三年的正月，嘉靖皇帝如願以償，終於將“興獻王”改成了“皇考興獻帝”。
楊廷和眼看無法挽回，憤而致仕回到四川新都頤養天年。這件事，是明史嘉靖朝中有名的“大禮案”。
然而，大禮案並未因楊廷和的去職而停止，反而更加激烈。
5．桂萼與張璁——小人中的小人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