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後世的人們談論起林徽因來，總是驚歎於她在文學造詣上的才情豔豔，也愛好奇地探究談論她頗具傳奇色彩又難辨真偽的感情史。卻總是忽略了這個兼具美貌與文學才華的奇女子，在她本職建築事業上的成就原來也是那麽偉大。
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後，梁思成攜林徽因回到了北平。倆人同時被北平中國營造學社聘請做學術研究。這個中國營造學社雖然是個人出資興辦的學術團體，工資待遇也無法和知名大學的教學工資相比，但致力於保護發揚中國古建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卻絲毫不以為意。他們認為中國營造學社專業的學術氛圍，更適合他們實現自己在建築領域的理想抱負。中國營造學社的創辦者是朱啟鈐。在此之前朱啟鈐和林徽因夫婦雖然素未謀麵，但他們之間的緣分其實早在幾年前便已結下。
1919年，北洋北平政府與廣州軍政府在南京和談，作為北洋政府和談代表的朱啟鈐偶然間在南京一處圖書館發現了早已失傳百年的個人手抄私藏本，北宋建築學家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南北和談破裂後朱啟鈐退出政壇，從心開始一新研究《營造法式》，他發現自己手裏的《營造法式》錯誤頗多，於是又找到藏書家陶湘，陶湘經過與多種版本的《營造法式》殘本認真校隊過後，於1925年出版了更接近宋朝李誡原版、更具有權威性的“陶本《營造法式》”。
與陶湘私交頗深的梁啟超在第一時間獲贈了一套“陶本《營造法式》”，梁啟超如獲至寶，又將這套“陶本《營造法式》”郵寄給了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建築係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並在信中說道：“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已。”希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能夠盡快完成對《營造法式》的解讀，並“永寶之”。
梁思成和林徽因再仔細翻閱了這部《營造法式》之後，很快就沒有了之前的驚喜，反而陷入了苦惱中。因為《營造法式》中的很多內容多為宋朝為了規範土木興建時的建築製式而新造的“建築術語”，但由於更朝換代，原版逸散等種種原因，這些北宋時新造的“建築術語”到現在幾乎已經失傳。這是因為，一來難以往上追溯曆史來源。二來往下沒有得到有序的曆史傳承。三來，中國古代建築工匠絕大部分沒有文化對於建築技藝都采用口口相傳的方式，缺乏其他相關的曆史典籍以佐證。因此，這本《營造法式》對當時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來說無疑是一部晦澀難懂的“天書”。
而《當時營造法式》難以解讀這個問題不但困擾著梁思成和林徽因，更困擾著當時中國建築界的所有人。如朱啟鈐自己所說，他成立中國營造學社的初衷便是：“宜將李書讀法、用法，先事研窮，務使學者，融會貫通，再博采圖籍，編成工科實用之書。”
梁思成在中國營造學社任方式部主任，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以科學的方法對《營造法式》進行一翻係統的研究和全麵的注釋解讀。林徽因當時主要協助梁思成的工作，但也會做一些獨立的建築設計和研究。在中國營造社內部卻沒人會因為林徽因是一名女性而輕視於她，他們也不會把林徽因當做是梁思成的助手來看待，而是常常將林徽因和梁思成並稱為“親密搭檔”。甚至於很多中國營造學社的學員都對林徽因欽佩不已，對她執弟子禮，尊稱地稱呼她為林先生，盡管當時的林徽因也才不到三十歲。
林徽因與梁思成經過一翻研究後認為，如果隻是單純的埋頭直攻《營造法式》困難重重，且收效恐怕也不理想。不如采取由今溯古的研究方式，一步步展開對《營造法式》的攻讀。
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式同時進行的方案：一是先攻讀下清朝工部編撰的《工程做法則例》，對中國古建知識體係有一個全麵的了解，然後再古今映對進行《營造法式》的破解攻讀。二是，從中國古代建築遺存入手展開實例研究，通過大量摸排中國曆朝曆代的建築遺存，對實物進行細致的測繪研究和結構研究，以此摸尋《營造法式》的真容。
如果按照這套方案進行考察研究，不但可以完成對《營造法式》的破解注釋，還可完成對中國建築史的脈絡傳承研究，真可謂是一舉兩得。確定好研究方案後，林徽因和梁思成兩人先做了一個簡單的分工。由梁思成為主做對清朝《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由林徽因查閱資料先擬訂一份中國古建考察目標，然後組織力量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由於清朝《工程做法則例》的著述時間很近，再加上當時在北京一帶留有大量的清朝建築，因此梁思成很快就完成了對《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工作，並於1932年就著成了《清式營造則例》。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倆人組織中國營造學社進行了第一次中國古建考察，在天津薊縣發現了獨樂寺。經過細致考察其建築結構和特色，並翻閱古籍印證後，被梁思成認定為遼代建築。不過遺憾的是由於戰亂損毀，寺廟中現今保存下來的遼代建築隻剩下了寺門和觀音閣。獨樂寺的發現對中國營造學社的中國古建研究，尤其是對北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非凡意義。因為獨樂寺是當時我國發現保存完整相對完整、年代最早的木結構建築，它的建造時間大概在唐宋之交，其建造形製和建造工藝上承唐代下啟兩宋，兼有漢遼風格，十分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為剛剛發現的獨樂寺而感到興奮時，從日本傳來的一個消息瞬間又讓他們氣惱不已。日本學者關野貞早在一年前就發現了獨樂寺並斷定為遼代建築遺存。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