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和清華大學溝通後在建築營建係內組建了一個主要負責複興傳統老工藝的工藝美術組。為了搶救這項即將失傳的工藝，林徽因組織並帶領工藝美術組學生查找清宮廷造辦處的製作記錄、搜集各種資料、尋找失落的民間藝人，還帶領學生學習了景泰藍製作的整套流程。為了能夠使這門工藝更加符合時代審美，林徽因親自參與美術設計改良，首次在景泰藍工藝設計中提出了“為了人民”的全新設計理念。設計特點要求一定要突出中國元素、符合大眾審美、兼具美觀與實用。林徽因從數不清的各朝代中國傳統紋飾中提煉出來了多種既簡單又新穎同時又不失古韻的新穎紋飾，規避了傳統紋飾繁瑣、堆疊的弊病，使之觀賞起來更具有大方樸素、簡潔流暢的美觀性。經過林徽因的工藝改良和設計改良，景泰藍很快就煥發出了新的藝術生命。
1952年，在新中國舉辦的第一個國際會議上，林徽因和她學生共同設計的敦煌題材景泰藍器具被當做“國禮”送給了一些國際友人。據說當時看到這些琺琅彩器具的郭沫若也被這精湛美觀的藝術創作驚呆了，還稱這些景泰藍器具是“新中國送出的第一份國禮”。而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經過林徽因領銜改良的景泰藍依然是我國贈送“國禮”的一大選項，為我國的外交事業做出過不菲的貢獻。
新中國建立後百廢待興，城市建設更是如此。在這時候已經殘破不堪的北京城舊城牆成了城市建設的矛盾點，很多人提議拆掉阻礙交通和限製城市空間的北京舊城牆。林徽因和梁思成對此則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古城牆是曆史的見證，具有傳承性的文化價值，堅決不能被拆掉。同時林徽因和梁思成還係統地提出了對北京古城以及對北京新城市建設的規劃意見：一是要盡量保持古城原貌。二是北京城市新建設盡量避開古城區，在古城周邊進行新的規劃設計。
林徽因在受邀參加1950年新中國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以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的身份提出了“城牆公園”的北京古城建設保護設想方案。以現在的目光來看林徽因當時所提出的“城牆公園”古城建設方案，對北京城市建設的規劃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但非常遺憾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建議當時並沒有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尊重，這其中既有複雜的曆史原因，也有當時人們對古代建築所蘊涵的曆史文化、民族文化內涵，普遍沒有深刻的認識。隨著新中國統一全國後的時政局麵逐漸趨於穩定，一輪國家建設高潮隨之展開，林徽因和梁思成親自撰寫或翻譯了多種建築專業類的文章，以供政府在建設過程中借鑒之用。
在國家新建設高潮這一階段，對於曆史老建築的拆除與保護爭議越發尖銳起來。更有甚者，一些對曆史老建築持拆除意見的人拋開美觀性、文化性與實用主義不談，隻憑一句“老建築等同於封建思想殘留”的言論便給北京古城的老城牆、四合院、牌坊等全部判處了“死刑”。為此，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和當時主張拆除老建築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生多多次爭論，最嚴重的一次，外柔內剛性格火烈的林徽因當眾與吳晗激烈爭吵一番後憤然離去。隨著北京老城牆被拆除，北京老牌坊被推倒，與之同時倒下的還有憂心如焚、痛心疾首的林徽因。為了表達自己願以生命保護古建的決心，剛烈的林徽因竟然拒絕就醫服藥。如今隨著國人對民族文化、傳統文化越來越重視，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建築理念也越來越被如今的城市規劃者所認可。
之於北京的城市建設更幸運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對北京城市規劃的意見也並非完全沒有被采用。在林徽因梁思成合著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中，第一次清晰而又係統地提出了“北京中軸線”這一北京城市建設概念，並且這一概念一直被沿用到了現在，這或許是對林徽因先生對北京城市建設理想最好的回應吧。林徽因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她還是拖著病體毅然參與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中去。因為更加擅長雕塑裝飾，林徽因當仁不讓地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了碑座和碑身上的所有雕刻紋飾。
林徽因的身體已經非常糟糕，本就瘦弱的她此時已經形容枯槁，為了不耽誤設計進程，林徽因即便是躺在病床上還要給她的學生講述自己的設計理念，並指導學生根據她的設計草圖製作樣本勘驗設計成果是否理想。等到身體稍有好轉，林徽因則會不顧醫生和家人的勸阻，掙紮著坐起身來親自繪圖設計。不過非常遺憾的是林徽因先生最終還是沒能親眼目睹她參與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那一刻。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