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各種複雜的問題依然層出不窮。
最大的問題就是，此時大部分的百姓，都是不相信官府的。
這時候又不像後世，全民接受義務教育，都懂得自己的利益和義務。
再加上這個時代的稅率確實不低，底層官吏還各種盤剝，導致很多百姓視官府如仇敵。
本來夏天歉收，很多宋州百姓都眼巴巴地等著官府減免夏稅。
可減免夏稅的皇帝敕令沒下來，郭榮倒是派了陶文舉這酷吏下來。
陶文舉自然懂得這時候百姓的習性，先打死十來個人，掛城門示眾，來個下馬威，這樣後續就好弄了。
很多百姓自然是擔驚受怕，準備賣兒賣女賣地湊錢交稅了。
可這時候，幾天前還凶神惡煞上門催稅的胥吏，突然帶著看不懂的文契上門來了，說是當今節度使大發慈悲，提供分期借款。
隻要簽字畫押，就能讓夏稅分三次還清，隻不過要付出四成的利息。
那百姓能信嗎？自然是不信的。
很多百姓都覺得這分期貸款和那些放高利貸的沒什麽區別，到最後利滾利全部家當怕是都要被奪走。
再加上很多地方高利貸勢力，因為看到了分期貸款對他們的威脅，在暗中散播謠言，推波助瀾。
甚至有個別縣的官吏，和高利貸勢力勾結起來，消極怠工，阻礙分期貸款的推廣。
這些原因，導致借貸與民的規劃，實施起來極其困難。
在封建時代，皇權不下縣可不是一句戲言，甚至五代時期，皇權下到州一級都是很困難的。
不然郭榮為何要提拔任用陶文舉這等人呢？還配上禁軍，無非就是政令不通罷了。
宋州節度判官竇侃和掌書記吳觀兩人，為官的時間都不長。
兩人雖然多次討論了借貸實施計劃，也預料到了上述一些情況的發生，但有些情況還是會超出他們的預期。
本來宋州上交夏稅的額度是四萬貫，吳觀卻建議李重進運六萬貫來宋州，李重進也知道其中內情，如數調運了六萬貫到宋州。
這多出來的兩萬貫，就是準備發給各級官吏的“辛苦費”。
因為按照貸款規劃，這四萬貫並不會從下層的胥吏中過一遍，每簽一張文契，就把對應要繳納的夏稅放入府庫之中。
問題是，每個縣三四十名官吏，府衙一百多官吏，很多人就靠著收稅撈錢呢！
官是有俸祿，可胥吏是沒有的啊，胥吏們每年就這兩次能穩賺錢的機會，不給他們辛苦費，誰會賣命地去上山下鄉宣傳啊？
吳觀對於這些下層官吏的種種行徑，自然是清楚的，也準備了對應的兩萬貫來填這幫人貪婪的嘴。
每簽價值一百貫的文契，就發放五十貫給到各級官吏，還明示了各級官吏得到的比例。
但無論吳觀如何透明公開，總會損害一些人的利益，導致計劃難以順利實行。
竇侃和吳觀在兩天前，努力收集了證據，以妨礙公務的罪名，抓了十來個胥吏，砍了六個放高利貸的富戶，才讓這些計劃的施行稍微順利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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