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地方官府與朝廷之間針對各種實物的收繳與采買都需要進行文牒溝通。單單朝廷所規定的實物色目就有粟、稻糧食與六種絲織品，而需要進行折稅采買的物品種類更是繁多。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複與發展，財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傳通報，以至於計賬工程繁瑣，每州計賬用紙就達到了五十多萬張。
《長行旨》便規定了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冊之後形成定製，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冊，僅僅隻將當年財政收入的支用進行度支計賬，如此便大大省儉了計賬的流程。
看似長行旨僅僅隻是對計賬的流程進行了簡化，將諸州計賬用紙從五十萬張降低到了每年隻需要兩三張，但當中所節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將地方事權收於中樞的製衡思維，對整個大唐財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變是巨大的。
未來中唐時期楊炎所進行的兩稅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長行旨化繁為簡、事納於一的立法與執行的思維。
《長行旨》的出現，簡化並規範了繁瑣的事務流程，以準確直白的書令條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牘勞動，在古代製度程序的演變過程中，不得不說是一大創舉。
早年李潼尚未起勢時，在武周朝堂主持漕運改革，為了避開武氏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許多長行旨的經營智慧，將一些需要諸司協調用功的事項加以條令化，短時間內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類似的思路，在後來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國家財政量出為入的原則，同時也是對長行旨的一個變用，而且要進行的更加徹底。因為眼下大唐財政收入的形式正從實物轉變為貨幣化，在化繁為簡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遠。
當然，這一轉變無疑壓縮了朝廷對於各種物料的管控範圍與力度，所以並不能單純的追求財政的增長，同時還要對社會生產力增加管製。
換言之，就是要增設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規模與產能龐大、垂直進行管理的國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構架與經管範疇尚不算複雜，這是從大唐立國以來重內輕外、刻意壓縮地方權力的國策所形成的。
雖然說隨著社會整體的發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進行加強，但這並不屬於眼下討論事項的範疇。
所以在確定量出為入的原則後，度支計劃隻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開支，隻需要再增加相關的錢事轉運能力，就可以完成未來一整年的財政度支預算。工作量大大節省，可以不誤新年元月的頒行。
在場眾宰相，全都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當思路確定後，很快便在討論中形成了一個方案，可以下發度支執行。
不過在方案完成後，張仁願又舉手發言道：“民政為本，兵事亦重。今內外凡所用兵備甲，不隻一處，事繁且急，外司難予盡知，臣請樞密院亦得具員以參度支事務。”
張仁願話音剛落，劉幽求便發言道：“職有閑劇，事有分曹，此所以井然而有序。樞密院總兵曹雜庶而治之，量職皆劇要之務，難有閑員分參別曹。春察甲籍，秋察武庫，可以知得失、明備用，年終勾計、赴院審詳，可以無失度支之略。供用足給，將士亦可免於熱功躁動之患。”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