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他們分裂為一個個的小國家時，會有相當長時間的和平時期，反而阿育王，孔雀王等人的統一時期時，長時間地處於戰亂時代。
根據戴望的消息，這些國度的人口在穩步上漲，越多的人口代表著越多的商利。
在西邊他需要印度人，但在磧西至長安的商路上，他需要許多米查幹這樣的胡商來聯通經營。
長安城的中亞胡人中，人數最多的是中亞商胡。粟特人本身就是一個商業民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唐代的經濟繁榮和穩定吸引大批胡商東來，有很多人來到京師長安一帶。當時長安有東西二市，均是商業之區，亦是胡人們比較活躍的地方。其中東市坐落在貴族和官僚住宅區附近，其“街市內貨材二百二十行，四麵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萬年縣戶口減於長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勳貴，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盡管如此，東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畢羅肆及賣胡琴者。關於畢羅，《唐語林》卷8雲：“蕃中畢氏、羅氏好此味”。向達先生認為安國之西百餘裏有畢國，其人常至中土貿易，故所謂畢羅，因來自畢國，遂以為名。畢羅應是指今流行於新疆、中亞一帶的抓飯。唐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官私財物、金銀絹藥等總燒盡”。其中當有不少胡人店肆。
不過商胡聚集最多的還應在西市，所謂“商賈所湊，多歸西市”即是，其“市內店肆如東市之製。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注：《唐兩京城坊考》卷4“西市”條下校補，第117～118頁。）市內有衣肆、帛肆、食店、飯鋪、魚肆、酒肆、凶肆、波斯邸等，（注：《唐兩京城坊考》附（清）程鴻昭《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第208～209頁；《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4“西市”條下增訂，第210～212頁。）中亞及西域胡人多居於此。《太平廣記》卷402中錄有許多胡人買寶之奇聞秩事，多指西市胡商。錢易《南部新書》有雲：“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虵（ｓｈé）珠，虵珠者，虵所吐爾，唯胡人辨之。”（注：（宋）錢易：《南部新書》，己部，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7頁。）另，劉肅《大唐新語》卷9亦記：“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不獲。時楊篡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俄果獲賊。”（注：（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9《從善》，中華書局1984年版。）可見西市為胡商最大聚居之所。
除商胡外，活動並定居於長安的還有一些中亞上層人物，他們大多為入質於唐的中亞王室成員及其後裔和一部分慕義歸化者，亦有一些宗教（祆（ｘｉāｎ）教、景教等）首領及通過經商而暴富者。這些人入唐後，受唐冊封，享受種種優厚待遇。關於這些人的居住之地，史載不多，似難判斷。不過唐對在長安做官的中亞人多賜有宅院，供其居住。他們死後，同僚及子孫往往為其立碑豎銘，碑銘中亦往往提到其居住之所。我們從現今長安出土的一些有關中亞胡人的墓誌銘及相關史料中或能找到一些線索（注：下麵所列人物，除李素、卑路斯為波斯人外，其餘均為昭武九姓胡人。）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