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瀨戶內海的備後這個地方，終於有個膽子大的日本官員帶著日本朝廷旨意上船交涉了，好說歹說，看在趙官家在登州給的公文、旗幟的麵上稍微放鬆下來，算是信了三分，就讓本地的日本西國商人上船來又買了兩船貨，然後還稍作交涉，讓日本朝廷出麵用白銀和黃金買走了幾乎所有用來壓倉的銅錢……日本人的確喜歡大宋的銅錢，從這個角度來說，進行一定的貴金屬貿易或許可行。
畢竟，大宋雖然也缺銅，可更缺銀子和金子……靖康期間，金人掠奪走了巨量的金、銀，卻居然沒有掠奪銅錢，這就使得這個交易對雙方而言都還是極有賺頭的。
但也僅此而已了。
接下來，日本人死活都不許船隻繼續往日本腹心之地走了，也拒絕再買超出正常需求的商品。
整個日本之行，隻能說，張俊張太尉那個什麽日本朝廷藥丸的話純屬扯淡！人家日本朝廷明顯還是有足夠的威信與行動力的，不然如何沿途港口都行動一致？
而趙官家那個什麽人家不買就燒港口的話也是扯淡！數千裏外，隔著大海，萬一放了火，把自家的絲綢點著了到底算誰的？
就日本人那些港口，全國加一起都沒這些船肚子裏的絲綢值錢！
最後，船隊載著前來詢問此事首尾的日本使者，也就是那個因為妥善處理此事已經升職為中務大輔的備後守了，準備直接回來。但領頭的張俊家人實在是覺得三十艘船過去，隻賣了四艘船的貨太磕磣了……就幹脆說服其他人，借道北麵，從博多港出發，又往高麗過去了，乃是到了開京邊上著名的禮成港（仁川港）。
結果高麗人的反應更加激烈，更加如臨大敵。
不過，這倒不是說人家高麗人就怕了這幾十艘海船，跟停止了遣唐使後一直比較封閉、保守和敏感的日本不同，朝鮮半島之前幾百年一直跟中原王朝交流緊密，而且是素來有海貿傳統的。比如唐末新羅時期，正是在淮東一帶參過軍、拿過綠卡的新羅人張保皋在大唐陷入內亂後實際上承包了東亞海貿。
全盛時期，張保皋的船隊光是每年在明州（今寧波）港前的暗礁處沉沒的海船數量，都得有個十幾、幾十艘的規模……當然了，沿著淺海行進的海船肯定沒有眼下張太尉的船這麽大就是了。
換言之，高麗人是有相當的近海中短程作戰能力的。
事情的真相其實很簡單——歸根到底，乃是高麗與日本不同，他們作為女真鄰國，大宋和大遼的邦屬，一開始就深深卷入到了遼金-宋金這場長達二十年的戰爭中，隻是沒有下場而已。所以對高麗人而言，一個處理不好，很可能就意味著要國家要直接進入全麵戰爭狀態。
而鄭知常帶回了金河泊會盟與趙官家覆滅西夏的消息以後，高麗人內部更是出現了劇烈的爭論，在外交角度也就更加敏感和慎重。
而且莫忘了，此時趙官家派出搞‘聯盟’的使節也恰逢其會，剛剛抵達高麗首都。
故此，此時看到這三十艘大海船過來，高麗當然如臨大敵，他們還以為這批船隊和鴻臚寺使節一樣，代表了那位在高麗已經被傳到神乎其神的趙官家某種態度呢。
不過，好在有國際友人鄭知常，就數他的麵子最大，在他親自登船詢問，做了澄清、解開誤會後，高麗人半信半疑之餘，選擇了跟日本一樣的謹慎態度——他們按照略大於正常貿易需求量的份額購買了三艘船的貨物。
而且，這次交易是集中的、且延後的。
乃是在船隊被無數近海船隻，包括火船什麽的團團包圍下進行的官方交易，是在高麗朝廷內部經過謹慎且激烈的政治鬥爭，定下了前往謁見趙官家的時節人選後，進行的統一交易。
交易結束後，船隊被明確告知，船隊往禮成港以外的任何港口，他們都不會接待，建議船隊速速折返。
無奈何下，船隊隻能載著去往高麗的鴻臚寺官員，以及高麗人的樞相、鄭知常的政敵、此番回訪大宋的使節，也算是大宋人民的半個老朋友的金富軾返回登州。
老頭今年已經算是花甲之年了，還要為國事天天到處跑，也算是辛苦。
不管如何了，三十艘船的貨隻賣出去七八艘，雖然盈餘是有的，甚至是賺了幾十萬貫回來，但從趙官家這個角度而言卻無疑是失敗的——因為日本和高麗的謹慎態度擺在那裏，想進行超出正常貿易需求的貿易恐怕真需要刀兵才行，但此時大宋是沒法像趙官家之前臆想的那般進行遠洋作戰的。
不是說不可以，而是說不值得。
不說別的，前麵還有三千萬的窟窿，搞一次遠洋突襲作戰，又需要多少成本？
便是僥幸成功，市場飽和之下，三五年又能多賺多少？能換回來嗎？何況還有戰敗可能以及許多人力之外因素。
須知道，軍費可都是民脂民膏！是虔州窯工、邵武軍礦工拿血汗換來的！趙玖除非是腦子抽了，才會選擇此時跟日本與高麗動武。
大開海路，傾銷商品，搞經濟殖民，不是不能搞，但要講方法，講時間。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