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把長篇小說用地域性的名詞“湖北”來加以定位時，這無疑地使有關長篇小說的研究降低了難度，因為相應地縮小了關注和分析的框架。
在我最初的想法中，對長篇小說所做的分析闡釋，並不想詳盡無遺地涉及湖北的所有的長篇小說。因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可以進入批評的視閾。我覺得，值得去悉心觀照的，不應是湖北在60年的時間線段中，出版發表了多少長篇小說，而是湖北的長篇小說中出了哪些優秀的長篇小說，它們在中國當代的長篇小說創作中占有怎樣的地位，在小說的思情寓意、文化特質、詩學品格上為中國文學的建構做了哪些貢獻，以及提供了何種有益的創作經驗和文本範型。而另一方麵，作為研究者，或者說是批評者應該堅持自我應有的權利，在研究對象上應有所選擇，有所忽略，以此充分地強調批評的主體性。隻有對批評的對象不做任何的預設，不受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印象的製約，隻是以經驗的觀察為依據，憑借有鑒別力的理解，和獨立的判斷力去進行分析評價，這樣才真正能體現出批評的意義。
在切入湖北長篇小說研究的角度上，我一開始比較傾向地是尋找幾個有一定擴展力度的聚焦點，諸如語言、詩學、文化等，我指望這樣的聚焦點將會使長篇小說的研究處於一種不同於其他的觀照視點之下。因為語言、詩學、文化這三個層麵構成了文學的本位，又互有交切麵，基本可以涵蓋長篇小說的全部要素，這應該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能更好地切入文學本體的研究角度。
對文學的語言機製的透視，是研究小說的重要途徑，文學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是藝術化了的語言搭置了小說的敘事空間，這是長篇小說由以構成的本體。在小說文本中呈現出的語言風格，既體現了豐富獨特的文學意味，也是作家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的具體體現，以及對作家的文體實驗和語言創新能力的展示。而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中，語言的張力，以及象征意味和隱喻特征都是可以深入地去展開分析的部分。在小說創作中，一般主題和題材是具有趨同趨近性的，但個體化的文學語言卻很少有趨同性，這為研究其內在的構成因素和風格特征有了可比較的參照性。
詩學品格是以文學為本位的文藝學分析的重心，也是全麵考量和評價文學作品的價值尺度。一部長篇小說的詩學品格既體現在它的文學語言的特殊性和藝術性上，也體現在文化蘊涵和文本的審美特質，以及作家內在的詩學個性上。在批評中需要同時兼顧考察這所有的因素，將對文學文本精細的藝術分析和宏觀的理論概括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把握作品獨特的詩學品格的內涵和類型特點。
對長篇小說進行其所體現的文化精義或是文化風範的研究，也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作為曆史和現實語境的文化精神，構成了長篇小說深層次的內涵，也是作品的靈魂。本書最初的書名定為“湖北當代長篇小說詩學探索”，也是想從長篇小說文本的語言與文化，審美與人文的建構去進行批評，從文本的語言出發來揭示文本的文化蘊涵，但最後還是沒有循著這樣的思路去進行嚐試。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