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麽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麵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麵。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隻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隻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隻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麽？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隻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複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曆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隻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隻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