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上，在各府縣的重要地方，明皇還設置了巡檢司，負責把關盤查、緝捕盜賊、盤詰奸偽。 1370年，明皇下令設科取士，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的考試，不過寫法或偶或散，無定規。某些野史記載，明皇出生貧寒，並且早年做過和尚，所以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說“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但經過現代學者考證，此類記載多為不實。明皇從未忌諱談及自己曾為和尚，《大明皇陵碑》及明太祖禦筆詩文等都大談少年時做和尚的事跡。野史稱明皇忌諱“光”“禿”“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關於“文字獄”的記錄，不見於《明史》《明實錄》等較正式的史書。經王春瑜、陳學霖等曆史學家考證，大多為不實記載。
如上文提到的徐一夔，在野史中記載為明皇所殺。但是據《杭府誌.職官表》和《杭州府誌.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寫的《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誌銘》，其日期為建文元年。因此“明皇因文字而殺徐一夔”為誤。
野史記載僧來複（見心）的《應製詩》中有詩句觸怒明皇，被斬。然而考證《補續高僧傳》《繼燈錄》，可得知僧來複是因為胡惟庸謀反時，與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殺，告發者為僧智聰。（所謂觸怒明皇的《應製詩》，其實收錄於《皇明雅頌》，頗得賞識。）
上文提到的文字獄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設計標準措辭，實情是戶部尚書茹太素等人所寫的奏折過於冗長，字數一萬多，朱元璋為防止再次發生，設立了文體規矩。
所設立的文體規範，有“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凶惡字樣以外，無其他應避忌諱”的規則，意思是說如果皇帝的名字為兩個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個字無需避諱，也無需避諱皇帝名字的同音字。
編輯本段緊抓教育
明皇在創立明王朝的過程中認識到，元朝之所以滅亡，除了統治者本身的素質以外，整個社會失於教化也是一個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係列強製措施，興建學校，選拔學官，並堅持把“教育工作”作為衡量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指標。為了選拔能聽命於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規定科舉考試隻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考生隻能根據指定的觀點答卷，不準發揮自己的見解。答卷的文體，必須分成八個部分，稱為“八股文”
九年（1376年）六月，山東日照縣知縣馬亮任職考滿，入京覲見皇帝，州裏給他下的評語是“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針對這個鑒定，明皇的批示是：農桑乃衣食之本，學校是風化之源，這個縣令放著分內的事不做卻長於督運，這是他的職責嗎？結果，那位馬縣令不但沒有晉升反而被“黜降”了。
類似的事很久以前就發生過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後，明皇召儒臣談論治國之道，大家暢所欲言，隻有國子學官李思迪和馬懿沉默不語。明皇極不高興，把他們給貶了。之後，在下發給國子監的“通報”中說：身為人師，應該“模範其誌，竭胸中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而訓……”李思迪和馬懿，出身草野，現在能與皇帝議論國是，皇帝這麽虛心請教，他們竟連一句話都不願說，對皇帝尚且如此，還能指望他們盡心盡力教學生嗎？
對待“高級教師”（國子學官），明皇的標準更高了，除了關注國計民生，還要具備參政議政的素質。嗬嗬，可以想見，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師，尤其整天在明皇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國子學官們，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