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守仁率部入城第二天，流言就起來了。
說是張守仁要調集大量的糧食做為軍需，有這麽一個消息，城中不少米行糧行都是緊急提價，到傍晚天黑之前，城中的糧價已經漲了五六倍還多。
原本精米是一石四錢，未脫穀的是一石三錢，結果一石精米和麵到了傍晚時，一直都是漲到二兩以上，就是這樣，還有不少地方是有價無市。
糧食是根本，現在也正是青黃不接最嚴重的時候，糧價早就該起來了！
這件事，又涉及到國朝的一大弊端，也就是夏稅製度。
國朝賦稅，原本隻是收取本色，也就是收糧，有一些地方隻收布匹，也有一些地方隻收綢緞，國初時候因為蒙古人的掠奪和迫害，加上幾十年的戰亂，金銀銅等貴金屬消失殆盡，而民間經濟也十分蕭條，在那個時候，明太祖定下的經濟政策都是保守和與民休息的，當然也包括財政製度和賦稅製度。
為了與民休息，國初時隻征收實物，而且不經戶部統支統收，小民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解額自己去完成。
比如一畝地是三升三合的賦額，到了夏稅征收的時候，鬆江的農民就得自己推著小車，把糧食送到在揚州的衛所裏頭去。
或是浙江的農民，把夏稅糧推至南京的京營倉庫的庫房。
這樣做法初衷是不擾民，當然實際效果是加倍的擾民。後來實行條鞭法，雖然戶部仍然不能統收統支，各地仍然自行其事，但好歹是把糧食改成了折色，也就是白銀征收，其中還包括一些力役雜收，無形之中，算是幫農民減低了負擔。
在實行之初，效果可能是如此，但國朝的東西，一旦是吏治不清時，一切就會走了樣子。
到明末時，糧商在夏稅前青黃不接時故意抬高糧價，多賺利益，使農民不得不典當家財，勉強維生。等夏糧下來到了交稅的時候，糧商再故意貶低糧價，使急著交稅需要現銀的農民又得多受一茬罪，把糧食三文不當兩文的賣出去，在被朝廷剝削之前，先得被大商人們剝一層皮去。
這些糧商和官府都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實力雄厚，農民被剝削也沒有辦法，加上驛傳和雜派等額外的加征，一到收賦稅的時候百姓被迫流亡的事情極多，這也算本朝一大特色了。
其實這事兒就是一個常平倉的事情，青黃不接時放糧，收夏糧時官府以平價收糧，一收一支，百姓就減少了很多損失……可惜的是，貪官不願為，清官想為也無計可施。
這又是拜明太祖的製度所賜，地方上根本沒有什麽辦公經費，也不可能有少則幾千兩多則數萬兩的公費來做這樣的事……
這兩年的夏稅征收前後，因為商會的存在，對濟南一帶的大糧商都有很多的約束，雖說有不少別的來錢的門道，可是舊有的大利就在眼前，伸手可得，為什麽不能賺這筆銀子？
這件事，和牙行一樣，也是有不少官紳甚至是官員插手其中，這兩年來，張守仁固然是調度著商會這條大船行進，可是同時之間，也是給自己招惹了不少的積怨啊……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