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時，國家規模宏遠，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洞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洞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裏正、戶長。號令風靡，保障隱然。”
這是樊綽所著《南蠻書》手稿上關於曆代治理土族蠻官的一段節選，讓人看起來也是頗以為然的一番道理；也是周淮安想要在安南之地，繼續維持下去的架構和模式。
通過武力威懾吸土蠻的血，來維持鎮壓他們的力量，然後如此往複的循環當中，至其逐步的削弱和開化，最終不得不接受潛移默化的現實，而成為漢地之土的然一部分。
起來周淮安其實很羨慕自秦漢以降，那種以相對落後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能夠爆發出來的全社會動員能力和源自基層的組織效率。
也正因為是這種古典軍國主義政權架構下，舉國一體的組織和動員能力，才能舉數代之餘烈橫掃宇內六合，又威風八麵吊打四夷九邊而幾無敵手。雖然這種體製到了太平年代如果不做調整和轉型化，很容易再高壓下成為培養陳勝吳廣之流的土壤；但是在王朝衰微的亂世之期，卻是極其具有競爭力和優勢的。
隻是到了東漢以後隨著世家門閥的興起，政權在民間基層控製力經曆了大幅後退與地方勢力的妥協；雖然曆朝曆代幾經興勃往複，從氏族門閥到士大夫，各種階層換了一茬又一茬；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和上層建築的演變愈發精密；卻是終其曆史始終沒有能夠回到原來的水準上去。
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後，通過土改工作隊和生產資料公有化運動，以及基層黨組織的體係建設，才在時隔兩千多年之後將政權的觸角和執行力，重新深入到占據了國家大多數人口的鄉村農民之中去。
而周淮安本身，雖然受製於這個時代生產力和社會環境的曆史局限性，也缺乏相應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來實現後世那種黨組織建在基層的可怕執行力；但是以“師古複製”的名義重現一些秦漢時的古典軍國主義要素，再塞進一些自己後世得到的經驗教訓和個人色彩十足的私貨，卻是完全沒有太大現實難度。
最多就在這個期間被士人吐槽和批判為：“重法家，師暴秦、不恤民”而已；但是如果這個“民”不是那些掌握社會語話權的地主士紳，而是大多數朝不保夕、苟延殘喘的窮苦百姓得話，那也就無所謂什麽的“體恤不體恤了”。
在嚴格的管製下憑借勞動自食其力辛苦而頑強的活下去，還是像現代的印度農民一樣稍有災荒，就隻能在家裏“自由”的選擇餓死、上吊或是易子相食的民主；相信除了那些被無政府自由主義精神洗腦成白癡的西方白左和國內公知大V之外，沒有人會出現選擇困難的。
在交州初定之後義軍也沒有閑著，而是順便裹挾以大勢，將紅河平原周邊山野裏的土蠻聚落都給清剿了一遍；其中義軍得其財貨物產人口，而附從助戰的本地豪族土兵、團練，則按照出力和貢獻的程度，分得其田宅土地等不動產，也算是一種各有所得的互贏共利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