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貫這麽話，楊懷仁已經聽出來話中的意思了。
看來趙獻球在江南也不是一手遮啊，市舶司的岑公公好像就和他有點不對付。
從江南三司的職能來，漕運衙門和市舶司都是管運輸的，漕運衙門管內河航運，市舶司管外貿航運。
二者有聯係，卻也談不上什麽瓜葛，因為大宋的內部運輸和對外貿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織造局在兩者中間夾著，倒是顯得特別有意思。
大宋的海上貿易，在建國初期是被禁止的，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頒布法令實施海禁，規定私自進行海上貿易者，滿一百錢論罪，滿十五貫判黥刑，也就是在臉上刺字了。
到真宗繼位之後，雖然海禁法沒有廢除，但實際上海上貿易已經適當放開，朝廷帶頭開始了海外貿易，隻是民間的海上貿易還處在管控範圍之內。
直到神宋朝元豐二年，海禁便被全麵取消了，朝廷允許商人進行海上貿易，甚至還出台了一係列的管理和稅收等政策，重置市舶司，管理和協助商人自由開戰海上貿易。
大宋精美的絲綢、瓷器、茶葉，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藝品便通過海路運送到東南亞國家中轉，再由中東和南亞等國家的商船從東南亞國家買走，運回到本國販賣。
這樣的海貿形式一直持續到南宋，當時的海貿船隻因為製造工藝有限，所以跑不了遠洋運輸，而且還受到季節的限製。
夏秋時東南沿海時常有風暴，在海上跑船非常危險，所以隻有在冬春兩季，才是海上貿易最密集的時節。
宋朝的瓷器和絲綢在中東和南亞國家非常受歡迎，所以取消海禁的這十幾年來，海上貿易非常頻繁，養肥了市舶司之外，也產生了很多依靠海貿發家的江南富商。
這便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靠海上貿易發家的海商，和江南傳統的靠國內貿易發家的富商分成了兩派，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大家各做各的買賣，卻沒有什麽合作。
而江南依靠織造發家的布商，則夾在他們中間兩邊不得罪，又成了一個獨立的商人圈子。
而朝廷在江南的三司，便各自受到了三幫商人的抬舉，三位首領太監，也就各有各的財路了。
三位首領太監之間，或許表麵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實際上在如此複雜的利益糾葛之下，很難他們就真的三個人一條心，或者，若是沒有因為利益而相互算計，那才是出了鬼了。
管理漕運的趙獻球看上去資格最老，地位也最高，但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和他管轄的範圍各有不同，接觸的人也不怎麽相幹，一個在揚州，一個在江陰，兩地隔得並不算遠，但兩邊來往不多，岑公公也不必遷就著他。
比起這二位來，童貫算是個新來的，要在江南地方上的勢力和人脈，肯定是沒法跟他們兩位相比，所以也隻能夾在二人中間想方設法左右逢源了。
而在實際利益上，明顯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是油水最大的，趙獻球這邊幹的事情最多，但大多數諸如漕糧、官鹽的運輸調配，都是朝廷的差事，他是不敢跟朝堂上的文官大老爺們這裏奪利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