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和司馬徽的很多辯論的內容，其實很多人在心中多少都有嘀咕過。
雖然可能在嘀咕的時候，未必有那麽清晰的概念，但是肯定都碰到過。
忠孝的定義，或許是更高深了一些，但是每個人隻要在社會上，肯定都遇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問題過。如果一個人是獨居的，永遠不和其他人打交道，那麽道德和法律對於這個獨居的人來說，就是毫無意義。
因為不管是道德也好，亦或是法律也罷，都是在規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如果不和其他人發生任何的聯係，像是一個野人一樣獨自生活在自然環境之中，那麽道德和法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分工協作，然後再進一步的精細化分工，使得人跟人之間的聯係越發的複雜，為人處世應該如何，也就成為了許多普通人日常的問題，以及學者研究的方向。
以道德要求旁人，以法律規範自己，看著像是討論底線問題，實際上隻不過是在試探底線。
這個底線，是會變化的。
嚴格說起來，鄭玄和司馬徽兩個人都不是存粹的單獨學派的學者。
就像是儒家一直在強調道德，但是鄭玄卻覺得律法很重要一樣，或許是因為斐潛在關中三輔推行的律法讓鄭玄改變了原本提倡道德的觀念，反正現在的鄭玄不強調人人都是君子，也不會再說什麽讓天下人都變成君子的話了。
司馬徽也是如此。他的道德和法律的論點，雖然有些偏向於儒家的道德至上，但是司馬徽的重點是因為想要減輕百姓的負擔而推崇道德，更多的是站在治國理政的角度上去看這個問題。司馬徽覺得吏員是不直接產出的任何的，所以如果一味的注重法律，那麽不管是從抓捕，調查到審判，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樣會增加社會的負擔，如果可以用道德解決，不是更好？
不同的人，看到的東西自然不一樣，也就有不同的論點。
無論是儒家還是黃老，其實都清楚全天下的人，不管是君主還是百姓，都不可能是道德君子，隻不過之前的儒家或是黃老，都不願意承認而已。
不管是君主還是百姓，其實就像是熊孩子一樣，起初是不懂，後來是懂了裝作不懂，再後來就是表麵上懂實際上偷偷摸摸的做不懂。
秦王朝之時，將律法發揮到了極致。秦王和他的官吏們，嚴厲到了極點，不孝順父親的要被殺，路上遇到盜賊不幫忙的也要被殺！誣告碰瓷的反坐！不揭發違法的同罪！跟兄弟打架的剃胡子！偷東西的去修長城！連走錯路的都要鞭打，罰錢！
秦國的百姓也不是一開始都遵守的，隻不過是經過了幾代人的不斷的灌輸和紮實的執行，加上秦王和官吏的以身作則，才讓這麽剛硬的律法得以施行。
而漢代則是道德教化做到了極致，鼓勵百姓們孝順，友善，謙讓，皇帝以身作則，大臣們效仿，並且設立孝廉，來舉薦這些有道德的人來學習，做官，改變了民間的觀念，讓百姓們知道，自己該去做什麽，什麽做法才值得尊敬。漢天子和他的官吏們對百姓說，人必須要孝順，要有道德，你們看天子多孝順啊，你看我們多謙讓啊，所以啊，有道德的人才可以得到尊重，才可以當官，大家都要尊重有道德的人啊……
這兩種不同的做法，有什麽問題？
有人會說是這個問題，有人會說是那個問題，但是實際上不管是推行律法，還是加強道德，都離不開四個字，就像是熊孩子大多數都有熊父母一樣，混亂的律法和道德觀念的根本原因，就是有比百姓更加混亂的官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