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弦所掌握的，以香江外匯基金管理局總裁職位為代表的，香江金融領導力的覬覦和顧忌，等等陰暗心理，可不是什麽無緣無故的恨，這裏麵有著深刻的因果關係。
拿香江銀行業危機來講，一九六零年代和一九八零年代的兩次香江銀行業危機的處理後果，就能反映出其中的玄妙。
一九六零年代那一次香江銀行業危機爆發後，港府從英國請來了一位叫湯姆金森的鬼佬專家，到香江搞調研，最終形成了《湯姆金森報告》，港府再以此為基礎，推出新版的《香江銀行業條例》。
可惜，《湯姆金森報告》的效果無法恭維，其總結的香江銀行業弊端，都是廢話，香江圈子裏的人，自己都能總結得明明白白，而提出的那些監管措施，也屬於消極策略，正好符合了當時港府的，比“積極不幹預”還不作為的“放任自流”施政理念。
香江這種環境裏，銀行在股市和房地產裏的投資，占本身資本的比例過大，以及貿易投機、套匯套利，簡直就是一種本性使然，必然依靠精準的監管措施，才能防止銀行陷入危機當中。
一九六零年代香江銀行業危機最後被港府通過停發新的香江銀行業牌照，才終於落幕，多多少少地反映出了《湯姆金森報告》的低能。
到了一九七零年代，各種財務公司、投資銀行，如同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不受香江銀行業的利率協定約束，開始搶有牌照的銀行們的存款，甚至成了香江的影子銀行。
對於這種新時期的新狀況，《湯姆金森報告》更加落伍了。
毫不意外地，香江銀行業進入一九八零年代後，又爆發了大範圍的危機。
但這次結局不同了，高氏銀行集團成了積極拯救危機銀行的一大主力，同時高弦提出了包括資本充足率在內的，可操作性非常強的銀行業監管方案，進而果然讓香江銀行業度過危機。
要知道，這可是靠香江本地的力量，尤其是香江華人資本的力量，成功解決了香江銀行業危機，並涉及到了危機根源。
按照港府的習慣，出紕漏的時候，就向英國問計，用納稅人的錢，去請倫敦的專家。
可香江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解決了香江銀行業危機，並形成了新的銀行業監管方案，，那還要不要再從倫敦請專家呢？結果顯而易見的，納稅人的錢不是那麽浪費的！
誰能解決麻煩，誰就會得到話語權，這是很樸素的道理。
如果說一九八零年代初香江銀行業危機被香江自行解決，讓鬼佬們沒反應過來的話，那接下來的港元危機當中，高弦提出解決方案，並付諸實施，很有成效，就讓鬼佬們終於醒悟，長久以來養成的無形領導力，大量流失了，香江華人精英們有了自己的主心骨，當遇到麻煩的時候，可能不會再習慣性地向宗主求助了。
在這種情況下，讓高爵士從香江外匯基金管理局總裁的寶座上，灰溜溜地滾下去，便成了最有效、最直接的，奪回無形領導力的行動方案。
隻是，大家都屬於聰明人，在香江外匯基金管理局新成立的第一年，即一九八四年，橫挑鼻子豎挑眼地找毛病，純屬自我暴露，甚至引來旁觀者反感；到了一九八五年，香江外匯基金管理局算是步入正軌了吧，穩定港元的使命已經完成，理應做出進一步的工作成績，可以吹毛求疵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