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計地，聯係到一個加拿大回國的投資人，有點興趣。然後我就開始做預算，先是一百萬，後來慢慢放低到七八十萬，用了大概三四個月，把劇本寫好，可能時間太久了吧，人家又沒多少興趣了。我還不死心，繼續聯係，最後找到一個上海的朋友，願意投40萬。實在沒辦法了，一咬牙，不拍膠片，拍高清的也行！最後拉起來一個劇組，臨開拍前，那個朋友投資了個店，錢不夠了，隻能先給十萬。我不想再等了，自己找家裏湊了十萬，邊拍邊借……”
靳軍的還算是輕描淡寫，但是王奈傑聽著，都能想象到當時的艱難。
拍過戲的都清楚，開機就要錢，劇組要開支，演員要片酬，工作人員要工資，機器、燈光設備什麽的就更別了，都是按算錢的。
“也不敢走遠了，就在北河一個老鎮子上拍，劇組一共二十來個人，有同學、朋友，也有外邊找的，一共拍了0。總共才0萬不到的資金，實在給不出正常的勞務，就是一點辛苦，。我也不好意思嚴厲要求，這麽點錢讓人沒日沒夜幹，不出口。隻能拚命趕進度，又沒有管理經驗，劇組裏的人還鬧矛盾，最後我發現不斷地妥協，拍出來的東西已經越來越跌破心理底線，跟想象中的電影基本兩碼事了。”靳軍歎了口氣。
“我就跟劇組人，算了，拍不下去了，他們都懵了。攝影師是電視台的，他跟單位請假拍電影，領導還挺支持，不能就這麽算了，起碼得有個交待。其他人也勸我，都拍了一大半了，堅持堅持。我就硬著頭皮繼續拍完，那時候什麽都不懂，送審、賣給電視頻道都沒想過，剪完才發現，確實拍得差，而且題材敏感、過不了審。”
“後來呢？”王奈傑聽得入了神。
“後來又是千辛萬苦，參加了聖丹斯獨立電影節，還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個獎項。當時總覺得送展了，有希望海外發行，但其實自己什麽都不懂，英文也不好，根本不知道找誰，最後砸手裏了。”靳軍端起桌上酒杯一口悶了。“那部電影叫《秋末》，到現在也沒有賣出去。拍完之後欠了一屁股債，周圍人都不理解，不知道你在幹什麽。自己也覺得不是拍電影的料，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特別抑鬱，不願意跟人打交道，整晚整晚睡不著，一個人在街頭溜達。”
他看著王奈傑：“其實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跟我一樣，自己四處借錢，砸鍋賣鐵拍戲，然後慢慢還錢。所以我特別佩服你，能自己湊錢拍電影，還能拍得那麽好。”
“別這麽，我拍的其實也還是商業片。”王奈傑給他倒酒，又碰碰杯子。“現在應該容易點了，大環境好，投資人也多。”
他敢拍《情人節遊戲》，那是因為知道不會虧錢，跟靳軍性質完全不同。
靳軍這樣的導演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其實為數不少，大多數人評價的好聽點，會是理想主義者，的難聽點，那就是憤青、地下電影、陰暗壓抑……
盡管以前偶爾聽過隻言片語，但是他從來沒有像今這樣，有機會坐下來聽一個獨立電影導演如此詳細地講述親身經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