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於官吏貪汙罪案的是懲治侵吞錢糧和豪右逃避糧差的罪案。如糧長交結官吏、團局造冊、虛出實收、就倉盜賣、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飛灑糧差、接受贓私、包攬詞訟、吊打細民，豪強劣紳買囑官吏、詭寄田糧、灑派包荒、攬納私吞、脫逃夫役、貪汙賑濟、說事過錢、起滅詞訟等。對這類罪案的處理也較重，如灑派糧差，詭寄田糧者全家遷發化外，灑派詭寄之田賞給被害之民；攬納糧物，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處死，籍沒其家；說事過錢者，處死。
《大誥》所列淩遲、梟首、族誅者成百上千，棄市以下萬數。所誅殺者以貪官汙吏，害民豪強為主。
懲形律極嚴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標準，許多遭族誅、淩遲、梟首者多屬尋常過犯。
從《大誥》中可知，明初複用刖足、斬趾、去膝、閹割等久廢之刑，創設斷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株連數百人，皆出於常律之外。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則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規定：《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
學校課士和科舉策試也以《大誥》為題。
朱元璋十分重視其親製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製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製推行。
《大誥》頒行時，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
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
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嗬，家裏有小孩兒每不記嗬，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裏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製論處。
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餘人，均賜鈔遣還。
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
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雲。
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
韋寶覺得朱元璋的這些作為，可以當作中國封建文化專製主義的標本。
朱元璋以為依靠政權的強製力量，可以使《大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明廷專製統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歿後沒多久，四編《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置腦後了。
明代中葉，陸容說：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麵從於一時而收違於身後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
《大誥》惟法司擬罪雲有《大誥》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複有講讀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韜向皇帝上疏說：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今生儒不知誥、律久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宜申明舊令，學校生員兼試以律，仍令禮部以禦製《大誥》諸書刊行天下。
幾本枯燥的書，韋寶卻讀的是津津有味，因為韋寶也痛恨官吏！
從書中，韋寶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變，《大誥》主要管的是官員。朱元璋本身因為自己經曆更加痛恨貪官，所以大誥的懲戒也更加嚴格，甚至到了變態地步。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