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明自建國之初，對北方的遊牧民族就很強勢，經一百年的胡元統治，漢人的性格也整體變得內斂含蓄起來，不像漢唐時期那樣張揚奔放，也不像魏晉時期的那樣瀟灑飄逸，對外族不屈服已經刻印到國民的骨子裏去了，所以即便明中期有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但是大明朝卻絲毫無產生動搖屈服之念，對抗到底成了下意識地選擇，“不和親、不議和”成了大明不成文的國策。
這也是大明風骨最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到了明後期，後金連連向遼東發起攻勢，大明也沒有動過議和的念頭，反而是後金主動提出議和的意願。
如果大明在開國之初有過跟外族議和的先例，那麽明末談議和就不會有那麽大的阻力。
不光是麵子上的問題，利益上，大明也無法接受議和，議和將認可後金占領遼東大部分地區。
與後金議和雖不會有如宋遼、宋金和議那般的屈辱，皇太極還提出願意降格、地位在明朝皇帝之下，但議和肯定意味著要承認後金對遼東大部分地區占領的事實。這對大明來說，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遼東地區自春秋戰國始就成為漢人的世居地，對大明來說，少數民族居住的羈縻地區可丟，漢人世居地絕不可丟。
所以奴兒幹都司等地區可丟，遼東絕不可丟，一旦丟失漢人世居地，就喪失作為大一統王朝的依據，北宋的統治區域並不比秦朝少多少，甚至實際有效控製區域比秦朝還大，可是就因為沒有收複燕雲十六州，就不能算是大一統的王朝，所以終北宋一代始終對燕雲十六州念念不忘，即便極為不務正業的宋徽宗，當發現有收複燕雲十六州的機會也很想抓住以求名留青史。
所以不管後金在遼東如何的興風作浪，大明是斷然不能承認後金對遼東的侵占的。
與後金議和多受宋朝時期議和影響，使得一談起議和就與投降賣國屈辱聯係到一起，凡主議和的就與秦檜劃上了等號，朝野上下對議和都極為排斥、輿論壓力太大，使得誰也沒有勇氣與擔當來談議和。
就算大明朝廷從上到下，從皇帝到大臣都想通了，但實際操作也有問題。
過去民間兄弟分家都需要找家族族長等在地方上有威望的人來作為公證。而西方國家間之所以有議和的傳統就在於有許多與其實力相對稱的多方力量作為公證加以製衡，任何一方主動撕毀合約的代價都顯得極為嚴重。
而明與後金的議和跟宋遼、宋金間的議和一樣，都不可能有公證方。總不能找西夏、朝鮮這些相比無足輕重的力量來作公證，所以這種沒有其他相對稱的力量加以製衡的議和其實很脆弱，宋金議和就被雙方多次撕毀。
所以即便大明與後金達成了議和，隻要發生了像後來李自成進北京城那種讓後金覺得有可趁之機的話，那麽後金也肯定不會安守本分的。
議和雖對大明來說有多方難以接受之處，但如果大明能以和議之名將後金拖延住歲載，就可以抽調出關寧騎兵迅速平定農民軍，關外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隻要固守即可。
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部隊大多數都是流民，跟黃巢一樣，因為軍隊戰鬥力趕不上政府軍，沒有力量固守一地，經常被政府軍追著走，所以隻能采取流寇式走州過縣，依靠涸澤而漁、殺雞取卵式的掠奪來補充給養。
李自成提出的“不納糧”口號雖然容易獲得百姓的擁戴，但這種“口號”卻極為荒唐幼稚，短期可以靠搶掠來維持，長期的話除非靠不需要吃飯才可以維持。
這種從沒有建設一方、隻有破壞，流寇式的，沒有基地就沒有穩定的後勤保障，所以才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很難有所建樹。
而明末的農民起義也並非是由朝政腐敗黑暗或者暴政引起的，明末的農民起義爆發局限於一地、一域，早期是由陝北災荒引起、後期是因河南大災荒而壯大。
而並非像秦末、隋末、元末那種完全由於暴政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全國大範圍的農民大起義。
所以明末的農民起義不像秦末、隋末、元末那樣完全不可剿滅與安撫。
大明之所以多次剿而不滅，有很多原因，天災伴著人禍，始終騰不出手來專門對付農民軍，或者專門對付建奴，這是重點。
滿清入關後，之所以很快就能消滅農民軍主力就在於滿清是以騎兵為主，李自成、張獻忠跑到哪滿清就追到哪，使得農民軍得不到休息與補充。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