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一來，韋寶對他和孫承宗的關係，又怎麽會不滿意？
雖然兩個人最開始交往的時候，存在著很大的互相利用的關係。
但是韋寶現在能夠明顯感受到，孫承宗其實並不是想從他這裏獲得多少私利，而更多的是站在大明朝廷，站在大明百姓的角度出發，在支持自己！
因為和毛文龍比起來，自己明顯更有能力，自己又是孫承宗的弟子，也明顯與孫承宗更加親近，所以，孫承宗和毛文龍對於他韋寶進入朝鮮，揷手朝鮮政局，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當晚，韋寶早早就睡了，預備第二日趕早啟程，前往仁川，繼而趕往公州見朝鮮王室和兩班大臣。
明天，從遼南過來的護衛隊是肯定不能全數抵達的，所以明天可能要留下二百人駐守江華島，韋總裁隻會帶著三百總裁衛隊前往仁川，等到護衛隊的一千多人到了，再讓二百人過去與他會合。
韋總裁躺在床上比較了一下光海君李琿和仁祖李倧，這伯父和侄子二人。
其實從大明的角度考慮的話，李倧上台對明朝是肯定有利的！
因為光海君的外交策略更狡猾，更不好控製，沒有幫助過明朝多少，甚至還在背後捅了不少刀子，暗地裏與建奴眉來眼去！
壬辰（文祿）之際，宣祖稱讚光海君之聰明好學，許可立其為世子。
光海君作為聰明好學之人，從開始就對形勢之揣摩與國運消長之預測心領神會。
後世隻因光海君李琿是所謂廢主，王之行事未被闡明，甚為遺憾。
光海君所懷抱之澤民主義與批評備邊司方麵之名分論，想來是很有意思的。
所謂澤民主義就是，政治不是體麵，必須從實際出發，所以不問大國的對手如何，一味對大國采取追隨的態度，不計其力，徒釀事端，非但貽禍人民，遂無疑危及社稷。
相比於仁祖李倧，光海君在位，其實對朝鮮老百姓是好事。
但是這個時代的人，感受不到這些，尤其是社會最底層的老百姓，與後世一樣，逆來順受，能活下去已經暗自慶幸，怎麽會站在統治者的角度考慮誰對國家好？誰對老百姓好？
光海之時，南有日本，西有大明王朝，北有滿洲之勃興，而當時朝鮮現狀，新經壬辰之亂，且經宣祖末造濁亂之政。百度俱廢，財源涸渴，加之以人心離散，土崩是懼，事情可見。當此時也，苟非光海之善於謀國者，實莫能為也。且國人素所感服於光海之自為世子時，有光複舊物之功，而無殘虐貪暴之行，故國家得以維持矣。
光海君固深知黨爭為害極大，對朝臣時加飭戒，其本身態度亦每每以超越黨派出之，唯因其性格不夠剛毅，時被“大北”派的惡計與強請所左右。光海君在位十五年，其治績尚有可觀之處，尤於國防和外交問題上，時有周密的措施。
總之，光海君施用不棄明、不怒金的兩麵外交政策，並在內積極修補軍械城池、布置適當人才於要地，以期臨機應變——這是朝鮮當時得免後金侵入的基本原因。
首先在治愈壬辰倭亂這一大戰亂遺留的傷口的過程中，光海君留下的內外治績決非等閑。
若是讓韋寶重生在朝鮮，獲得統治權的話，韋寶也一定是按照光海君的做法，與建奴，與大明兩頭虛與委蛇的！而絕不會像是仁祖李倧，不得不將寶都押注在大明頭上，完全沒有辦法兩頭靠。
特別是倭亂之後就遭遇了“明清交替”的大轉換，光海君李琿所展現的外交力量值得注目。他識破了明朝強迫朝鮮報答“再造之恩”、想讓朝鮮成為“以夷製夷”的犧牲品的意圖，承認強大的後金的存在，防備他們打來的最壞情況，積累軍事實力，這些都顯然是卓越之舉。
再加上光海君李琿持有“臨戰亦使在其間”的彈性認識，比誰都熱心致力於把握周邊國家的動向。敏感地注意周邊國家的動向、在和平的時間裏培養能夠應對危機的實力，這是光海君所具有的外交力量的核心。
但光海君李琿的內政是失敗的，以庶子和非長子的次子身份即位的他，總是為“正統性局限”而戰戰兢兢。
即位之後即使發揮了領導聯合政權的政治力量也沒有持久。
他對“王權強化”的強迫觀念和執著，給了大北派可乘之機，狀況更加惡化。
李爾瞻等以“王權強化”為借口除掉反對派的過程中，冒出了“廢母殺弟”，政局走向停滯。
“廢母殺弟”的羈絆啃噬著光海君政權的合法性，讓士大夫拋棄政權、冷眼笑看他的一切統治行為。
總之，在17世紀朝鮮實現了士大夫主導的“社會統合”之下，光海君是失敗的。
而且他的“失敗”再次提醒韋總裁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內政基礎的外交不過是沙上樓閣。
所以，韋總裁覺得光海君是曲高和寡、孤掌難鳴的，他自己的獨特遭遇及背叛逆反的性格，使他始終跟那“天朝禮治體係”格格不入。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穎而出，以嶄新的概念、理論、政策來處理變局，表現出某些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特點和精神。
可是，他的大臣，在正統主義的桎梏之下，是不會有勇氣、亦無此要求去另辟蹊徑來處理微妙問題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