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韋寶現在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韋寶並不想把明朝的問題都攬上身，而且憑他目前的力量，他也沒有資格攬上身。
明朝的法律規定是，隻要被言官彈劾，首先立即要寫辭職報告，然後在家裏帶著，聽候調查審訊。
如果被彈劾的官員罪狀屬實，自然是準備接受處罰。
如果最後證明此官員的確是清白的，皇帝就下旨慰留。
但是無論結果如何，言官是不受任何處罰的。
所以，言官風聞奏事，殺傷力很大，要是存心整你，就算到時候要不了你的命，也能讓你體麵、尊嚴、意氣、朋友、親人盡失，不死也得脫層皮。
奏折一上，皇帝不留中的話，就得上疏自辯，證明自己的清白。不死也得脫層皮。
即便魏忠賢此時已經權傾天下，一言九鼎，麵對一幫言官集體發難，依然很麻煩。
李鴻章對這些有個很準確的見解，他說言官製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
後世的民間曆史討論中，有一個廣泛的誤解就是言官代表正麵的、清廉的進步力量，皇權代表反動封建專製勢力，他們之間的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民主與獨裁的關係。
這是長期受話本雜劇熏陶出來的好人壞人二元史觀，非常片麵。
事實上禦史、言官這種崗位，其設置初衷就是“監察百僚”，是皇權用來製衡文官集團的產物。
曆代的諫議大夫、禦史中丞、都察院都禦史等職位在組織關係上都是和宰相、中書、內閣平行，而直接對皇權負責的。
所謂風聞奏事、彈劾官員就是行使這種權力的手段。
被彈劾的官員無論官位高低，若無來自皇帝或者同黨的回護，很有可能麵臨政治聲望甚至權力受損的結果，因為背負彈章而離開朝堂職位的大臣，曆代皆有。
君主專製程度高，意思是集權程度加強，也就是說決策權更加收攏，然而囿於古代的技術手段落後，主要是信息傳遞手段落後，絕大部分君主都無力把所有事務親力親為，甚至連直接對執行者下指令都做不到。
因此君權還是要依賴於文官集團去執行自己的決策。
所以明清專製加強，隻是說在決策環節本身，從程序上講，文官集團的發言權重較之宋代有了明顯下降，但實際上在執行層麵，集權的效率是有頂點的，是會衰退的。
明末清末都出現了文官清流把持決策的情況。
言官的活躍程度和君主集權程度既不是正相關也不是負相關，因為所謂的禦史彈劾本質上是個鬥爭手段，君權與文官鬥爭，會要用到它，文官集團內部的派係鬥爭，更會用到它。
言官的活躍程度隻和鬥爭烈度有關，和誰把控鬥爭方向，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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