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萬兩紋銀雖然很多，但是對於韋寶來說不算什麽，天地會的翅膀已經硬了。
韋寶現在要做的是，與英國公張維賢商量一下，聽聽自己老丈人的意見。
其實韋寶對於張維賢的意見並不看重，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訴張維賢一聲不好，張維賢肯定會生氣。
張維賢這個人，在韋寶看來還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貴族。
張維賢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宮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並不是張維賢的能力有多強。
因為英國公府世代都與皇家關係很親近，世世代代下來，英國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
然而，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範之心何等堅決。
甚至對於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鹹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後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末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
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於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幹辦為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麵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麵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
嚴從簡《殊域周谘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
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嚐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惠互利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