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堂堂才之秀者杜正倫跑來問張德要經濟數據和農業數據，這其實是很滑稽的事情，然而實際上像杜正倫這等精英對具體實務的數據也沒有方向，才是唐朝貞觀年的正常情況。
便是戶口統計，自李唐建立，開元至今已有二十年，其數據匯總還是一團糟。王孝通之流，根本沒有建議權，更遑論決策權。
用一句話來概括，像王孝通老爺子這樣的數據專家，他在貞觀朝的應用數學論述，連專家意見都不算，更談不上什麽專家報告。
唐朝朝廷的組織力，是不如“忠義社”及“華潤號”的。究其原因，這個朝廷還要承擔社會義務，而“忠義社”追求的是利潤，有利潤，就有動力。
如長孫衝之流，倘使張德跟他講大義講德行，大約結果隻會像程處弼狂扁溫挺一樣；而如果張德跟他講茶磚出關在草原獲利翻五倍，大表哥能把借貸記賬法學個通透，還能順便學契丹、靺鞨、室韋、高句麗、新羅、百濟、突厥……十幾種語言。
歡州原本是南交州，即便是一地主官或者軍事長官，對當地風土人情的考察，還是會和漢朝一樣。具體到哪樣東西能獲取暴利，哪樣經過二次加工能獲取暴利，他們是沒有這個主觀能動性的。
一是此事涉及“謀反”，二是他們的主要收益，來源於仕途上的名聲和權力。
聲望可以獲得更多的士族青睞，那麽就能在吸納大量土地及私蓄奴隸的同時，卻又得到同為士族的照拂遮掩。再進一步，聲望可以讓家族的子弟輕易地獲得朝廷的人事任命，因為在和別人同台競爭時，考察者首先熟悉的，是你那“賢才”的名聲。
至於是不是吹捧，是不是水貨，那都是任命之後的事情。
那些屌絲逆襲迎娶白富美的戲碼，至少在此時，很難行得通。
馬周途徑洛陽之前，連“洛下音”都沒掌握。宰輔之才尚且如此，遑論那些百裏挑一的人物，隻能淪落為郊縣的刀筆吏，乃至做一輩子貨真價實的“躬耕南陽”。
所以不難看出，唐朝核心地區的官僚尚且沒有主觀意願上的做到對治下了如指掌，何況是邊陲新得未穩之地？
然而“忠義社”卻不同，社中子弟的父輩可能並沒有追求這些邊角料數據的意願，但是處在社中，作為非嫡長子或者庶出之流的人物，他們倘若有些雄心壯誌的，便要在分家之時，能夠有足夠多的安身立命之本。
換而言之，他們需要錢，於是有了維持“忠義社”逐利的意願。而同時，張德在讓他們逐利的過程中，將過程原原本本地鋪展開來，每一個環節讓他們了解、旁觀、參與乃至組織。
數年來的潛移默化，即便是最愚蠢的二世祖，也知道這些環節“缺一不可”。
比如白糖，在賺取中國利潤的同時，他們回去向賈飛打聽，哪裏還能大批量種植甘蔗，如果有，那裏的自然災害是否頻發，如果頻發，減產後的收益能不能依然保本。他們找到了一塊新的甘蔗種植地，然後他們發現缺少足夠的勞力去種植，因為水土不服，有些倭奴無法適應熱帶的氣候，很快就病死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