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酒”的成本優勢被進一步放大，是因為“府內釀造廠”在試製的過程中，發現如果降低標準，酒精含量控製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發酵周期隻需要一旬，也就是十天左右。
而大曲釀造，別的先不提，僅僅是頭次發酵，就要四十天。至於產量更不必多說，何況還占用大量的糧秣，這是最為要緊的地方。
貞觀十九年邊軍數量雖然減少了一成左右，但還是維持在二十萬上下。主要的邊軍軍府，都在是西北地區。哪怕是遼東邊軍，也多是北軍出身，幽州都督府出來的將佐不要太多。
這些地區的地理氣候特點，導致對烈酒的需求量，是有相當的周期律的。一旦入秋，就需要常備烈酒，到冬季時，消耗量更是倍增，一直要持續到春末，草原、苔原、高原出現第一波春季的野羊、野馬、野驢群的遷徙，才算減少需求量。
除此之外，高原地區，尤其是李靖、侯君集舊部的青海軍，幾乎是常年需要烈酒，不僅僅是要自用，鎮壓之外的招撫工作，是需要用到大量的烈酒來和蕃地豪帥交易。牛羊、藥材、皮革、女子……這些物資，除貴金屬硬通貨之外，絹布也不如烈酒好使。
可以說貞觀朝自三年全國大災之後，哪怕明明對“糧食危機”心有餘悸，可捏著鼻子勒緊褲腰帶，也還是放開了釀酒管製。雖說還是朝廷掌控“酒曲”，但各州縣的酒類市場是極大豐富的，屬於朝廷在鹽鐵糖絹煤之外的又一大財源。
即便隻是照二十萬邊軍，每人每年消耗十斤酒來計算，一年光邊軍消耗，就要兩百萬斤。
貞觀十五年以來，長安好酒一斤要一貫，便宜的則是一斤二三十文，全國均價普遍維持在一斤一百文左右。
於是不難看出，如果朝廷能夠放開了讓邊軍消耗，保底十斤酒一年，這就是二十萬貫進賬。
毫無疑問賬不是這麽算的，隻是這種趨勢相當明顯，有現實的供需存在，天然的市場放在那裏，隻是因為社會普遍道德價值觀的製約，導致朝廷並不可能就肆無忌憚親自下場破壞“傳統”。
長溪縣蔗農、漁民的一個小發現，它解決了相當多的問題。
饒是曹老夫子跟老張說，“甜蔗酒”古已有之，然而前麵幾百年都沒人推廣，可見裏麵也是有相當多的困難。
比如說甘蔗要占用水資源，要占用土地資源，等等等等，隻是恰好在貞觀朝，因為某條工科狗的亂入，不說徹底解決了問題，但肯定是降低了難度。
老張給李董的奏章，沒有虛頭巴腦的玩意，作為“千古一帝”，而且已經走到了加強版“千古一帝”道路上的李董，他瞬間腦補出十好幾種炮製河北河南剩下那些“風流”老哥的方法。
十九年貞觀朝，哪怕是三年大災出生的孩童，此時也十九歲了。饒是科舉這麽艱難的培育方式，也該培育出一批可以跟世家豪門懟上一懟的“國家公務員”。若非某條土狗加速了這種方式，即便按照正常發展，再有個兩三代人，國朝在知識分子和職業官僚上，就可以徹底跟中原豪門說拜拜。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