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價錢，扛不住了。”
“扛不住也要扛，‘海角奴’明年價錢也要漲，你現在不買，明年也要買！新莊現在招個人工，一天最高已經到了四百文，這還能用得起？算下來還不如買官奴劃算！”
“可這武漢的價錢漲的恁高，昨日有個瘟牲，硬是拿了四百貫買個奴婢，這入娘的，整整翻了八倍。當真是個死賤種！”
“現在這行市，利潤還是高啊。”
武漢並沒有禁絕人口貿易，盡管牙行是打壓的，但打壓的由頭，卻是針對在外拐賣人口。如今的“奴隸市場”，主要貨源來自東海，倭奴從貞觀十八年開始，已經逐步替代高麗奴，成為市場中的主力。
東海奴隸貿易的利潤有多高呢？
最低利潤是百分之一百，也就是說，投一文錢進去，能夠保證一個來回，這一文錢變成兩文錢。
而造成如此恐怖利潤的原因，是多重方麵相互影響促成的。
第一自然是中國對貴金屬的饑渴需求，金銀銅的需求量是沒有上限的，哪怕“伊予銅山”以及“東海金”的大量回流中國，唐朝整個國家層麵而言，還是“錢荒”。輔助支付手段中，絹布、麻布不但沒有退出曆史舞台，反而增加了一個棉布。
第二是扶桑的初級消費市場形成，其主力又是分成三部分組成，一是王萬歲、單道真等民間武裝力量；二是扶桑諸國的貴族、武士階層；三是朝鮮道曾經留存過的國家遺族，大多都流竄到了扶桑。
第三則是唐朝內部各大海港、內陸港對勞力的極度需求。
這三個主要原因，互相影響互相促進，最終形成了現在的暴利貿易。
而“王下七武海”之流的禦用海上流氓加入，更是讓人清晰地認識到，這片海域的利潤，已經讓皇帝老子都動心不已。
原本在十年前，登萊諸地的奴隸上岸價，也就是五十貫左右，但隨著唐朝進一步對遼東諸族生存空間的擠壓，這個上岸價每年都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間的漲幅，不斷地提高。
到如今，現在在扶桑諸國的奴隸采購價，唐朝方麵的保底采購價，已經變成了五十貫。
而奴隸經過漂洋過海，抵達登萊或者淮揚，其價格，最次也是一百貫。倘若是直通杭州或者武漢的，這個價格很有可能再提價一倍，也就是兩百貫。
價錢有虛高，但對如今瘋狂的市場而言，奴工數量基本等同於商家的實力底蘊。
並非是所有城市都能夠像武漢這樣，盡可能地利用機械，而即便是武漢，其數量也隻是一小部分。
實在是機械從設計到生產到加工，乃至到操作和保養，都需要一定的受教育勞動力。張德所施加影響的武漢，還不至於奢侈到這種地步，把為數不多的“受教育”人口，填到這種無謂的消耗上。
盡管在老張眼中，這種“受教育”人口，連非法穿越前重複勞動流水線上產業工人的一根毛都不如，可在貞觀二十年的當下，這種人，就是“英才”！
所以武漢方麵，隻能是定點定期使用一定數量的專業人才，才能基本滿足武漢本地的新式農莊生產。
當農忙時節，不管是補種插秧還是收稻打穀，雇傭的臨時農民，已經成為了武漢的一個特色。
“打工”這個概念，在貞觀十七年之後的武漢，並非是前往漢陽和江夏兩地的城市工坊中。而是前往新式農莊中，去做單一的統一指揮的農活。
當“稼穡令”發布臨時招募插秧工多少多少，就會有各種地方不同職業的青壯男女，前往告示言明的農莊去做工。因為是臨時工，所以往往工錢“不菲”，基本是城市工坊中日薪的一倍以上。
同樣的，在北方如西河套地區華潤號說開發的農田，秋收時雲集的“麥客”，最高時候，一次投入搶收的“麥客”，可以達到六千人。僅僅是一天的工錢結算，就超過九百貫，因為西河套的行市，在貞觀十一二年時，就要包吃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