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工商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驅趕更多的勞動力到工場做工的事情，這與傳統士紳產生了一定的衝突。淮安府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種地的傳統本來就很深厚，占用了大量的勞動力人口。結果幾十年前又讓殺的東岸人搬走了五十萬人口，後來雖然平穩發展至今，但仍然沒能恢複當年鼎盛時期的人口數量。現在因為海貿盛行的緣故，需要大量勞動力進工場做工，自然導致了與傳統士紳的衝突。
平心而論，滿清朝廷其實是不太希望看到社會上這種亂象的。但問題在於他們現在急需要錢，很多的錢，因此對海貿持支持態度，連帶著對那些為海貿加工商品的商人也持支持態度。更何況這些商人並不是沒有根腳的，很多人背後站著的都是朝中大佬，指著靠海貿的巨額利潤來分一杯羹的，因此使得那些傳統士宦家庭及其代言人在朝中根本沒起到太多的作用，搞得地方上紛爭不斷，讓馮瑜這等心憂國事的人是長籲短歎。
馮瑜作為新學幹臣，內心中自然也是傾向於工商業人士的。不過作為地方主官，他也深知不能太過於偏頗，否則怕是會影響大局，即必須牢牢秉持“賦斂輕”和“刑罰平”的準繩，盡一切可能安定朝局。地主士紳家裏的地沒人種，收入減少了，就少收點稅；雙方發生各種衝突了，嚴格按照法律來，如此才是正道。
當然馮瑜也知道這種事知易行難，理論上這樣，實際執行中是那樣，根本每個準。你看，他自己到海州赴任後，不也打了士紳商人們的秋風嗎？這哪點能體現“賦斂輕”了？不過呢，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不都得有個原則或綱領麽？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沒有則是另一回事。
“……固本養民，重在獎廉吏。方今宦途日雜，能吏雖多，廉吏頗少，更多則乃病國以肥身家，剝民以媚大吏。朝廷宜訪查廉吏，露章保薦，特加講擢以風其餘。”寫完這段，馮瑜其實還是蠻自得的。他雖然一年下來也收下屬不少孝敬，某些常例銀子也照收不誤，但自認為是清廉的，因為這些錢都是正常的人情，收了實屬正常。
比如逢年過節，下屬送些錢物，收了有什麽可指摘之處嗎？某些常例銀子，如臨時課征做某事後剩了點零頭，按照常例在補足官署日常辦公費用之不足後，可以給上上下下每個人封個紅包，發發獎金，將這筆結餘分掉。這種錢，理論上來是公款，不能擅用，但問題是全國官場都是這麽處理的，拿了也無可厚非，隻要不太過分。除此之外，馮瑜倒還真沒收過什麽錢，起來也算是清廉有為了，因此他認為獎廉吏是固本養民之舉，非常重要。
當然他這種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事實上以滿清朝廷如今的情況，廉吏實屬鳳毛麟角，少得可憐，且多在清水衙門，平日裏牢騷滿腹。如果朝廷真靠這些人的話，實話也是玩不轉的，他們發牢騷放炮可以，但做實事未必就行了，搞不好還會給國家造成不的損失。不過這是馮瑜的時代局限，在17世紀末的滿清，雖然官場大部分都貪，但反貪卻也是政治正確，馮知州浸淫其中，自己又不怎麽收錢，自然會產生提拔廉吏可以固本養民的錯覺。
“……籌議實邊，於此非常之世，尤為重要。噶爾丹狼子野心，窺視中國，朝廷調兵圍剿，卻屢屢失機。十餘萬精銳勇武之士疲於奔命，師老兵疲。況國用開支亦極浩大，長此以往，民甚苦之，不若起近邊大軍實軍屯之舉，以節省庫帑。”
“……蒙古地域遼闊，可供軍屯之處甚多。一旦畜繁則富，馬壯則強，農工作，地利興，故募兵軍屯可以練兵，可以省餉，實為鞏固邊疆之良策，擊破噶爾丹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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