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王你還悟出了這個道理？據我所知，人口的生育狀況的變化受多方麵社會因素影響的，如社會地位、職業、個人財富與收入水平、婦女參加工作的情況等等。你是覺得政務院在規劃城市時，也考慮到了人口生育率這個因素？”高文剛含笑問道。
“這其實隻是我一個猜想，但我認為是有據可查的。”王秘書回答道：“正如高部長您所的，不同類型的城市，社會經濟結構不盡相同，已婚婦女生育率、適齡青年結婚率與人口出生率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根據統計數據，礦業與重工業城市的已婚婦女生育率最高，商業與服務業城市已婚婦女生育率最低，兩者之間甚至相差了超過60%的水平，非常驚人。因此，政府在設立城市時，不可能不考慮這一點，以免某個城市第三產業比重過大，從而影響到整座城市的生育率。”
“那麽，這是什麽原因呢？你思考過沒有？”高文剛繼續問道。
“首先，這可能和人們的生育思想有關。”王秘書蹙著眉頭，思索著道：“與工人們相比，社會上層、中產階級更傾向於晚生、少生。他們人際交往、社會活動較多，生活充實，另外也不願意耗費自己的時間與精力來撫育後代，更喜歡享樂。而在礦業與重工業城市中，這個又不一樣了！這些產業每一次產能擴張，所招募的工人中相當一部分來自農村，他們將農村早生、多生的風氣帶入城市，同時生活也較為單一，對於生育更多的後代並不抵觸，因為他們本就沒有太多自己的時間。這一點，我們可以對比青島縣和平安縣，非常明顯。”
“其次，在第三產業主導的城市，家政服務、商業貿易、金融谘詢、交通運輸等行業可以為婦女們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由於這些城市的婦女就業率高，為了能夠在激烈的職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她們不得不選擇晚婚，同時也減少了所生的孩子數量。”王秘書繼續道：“再次，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尤其是個人財產的多寡、個體收入的多少，也影響了生育率。根據統計局的數字，礦業、重工業、金屬加工業、化學業的職工年平均收入超過了100元，紡織業僅有60元，處於兩者之中的是服裝業，但也僅有80元左右。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各個城市的主導職業結構、社會分層與收入結構相差甚遠，尤其在以服務業主導的城市中，家政服務的收入水平較低，幾乎不可能早婚早育。相比之下，礦業城市與製造業城市的職工，尤其是熟練技工的收入水平較高，大部分人選擇早婚早育。”
“這一點也是有數據支撐的。”王秘書道：“從民政部的數據來看，礦業與製造業城市的適齡青年結婚率最高，大學與休閑城市最低。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城市，其適齡青年的結婚率明顯低於工業城市，綜合性城市居於兩者之間，大概是平均水平吧。”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