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童的含糊其辭，讓真金徹底冷靜下來，他並非是一個毫無見識的‘白’皇帝，嚴格的自幼就被作為皇帝的繼承人來培養的。他接觸過儒、佛、道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最後接受了儒學，先後受教於名儒姚樞和王恂等人，被封為燕王的時候，便被任命為中書令。
中書省為元代最高的行政機構，中書令即中書省之首腦，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時他年僅二十歲。在立為太子後，又被命為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次年，他開始到中書省「署敕」。每月到中書省官署二次，對必要的公文簽字畫押。作為太子廣泛地參與了國家的政治活動和殘酷的權力鬥爭，經曆了元朝建立初期跌宕起伏的曆史進程。
真金的經曆讓他對國家製度、政治製度有了全麵的了解，明白其中的得失。他知道父汗早期的成功，是由於其明白地理上的大一統，必然需要文化與政治上的大一統，因此定都漢地，修築大都城；建立年號、國號及有關禮儀製度，設太廟祭祀祖先，製訂中原朝儀等；除此之外，建立中央集權的王朝官僚機構。並采取了重農、尊儒等一係列措施。
雖然如此，但作為一個入主中原的騎馬民族，真金在學習儒法和參與政事的過程中，以為其漢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徒有虛表。何況忽必烈即位之初就頒布詔書，闡明了自己的建製原則：祖述變通。祖述就是繼承蒙古舊製，變通即進行漢化改革，這就注定了元朝的變革並沒有深化，以致傳統的政治弊病一個不少，非傳統的政治弊病也一個不少。
首先忽必烈後期對於漢化的推進並不積極，漢化進程遲滯，僅把它當作一種準宗教對待。這本身也是因為蒙古大帝國疆域寬闊，站在蒙古的角度，漢地隻是蒙古大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統製階層從未站在中心論的位置看待元朝，且麵對的是多元文化：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文化、歐洲基督教文化、中原漢文化。這麽多選項對比下，在舊宗統製階層當然不會認為漢文化優越，也就缺少漢化的內在動力。
其次，蒙古人不識漢字，宮廷主要使用蒙語，建元後創立蒙古新字，凡官方文件，必用其書寫再以漢文附之，這就導致漢人也不得不學蒙古文，否則想做個吏員都很難。且蒙古人大多不懂漢文化，特別是儒學，講來講去他們都表示聽不懂，儒師教儒書多年，不知其義，而西番僧教佛經，一夕便曉。
再有，正因為蒙古人沒有融入漢文化之中，以致他們瞧不起漢文化，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製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也讓他們不會重用漢人士子，朝廷也長時間不舉行科舉，儒家士子們便無法進入官僚體係。
此外由於保留了諸如投下製度、斡脫製度、賜賚製度、怯薛製度等等大量的蒙古舊製，蒙古貴族們便得以利用特權肆意貪汙腐敗，製造了諸多斂財的名堂，而這也成為官場常態，不貪不腐反而不正常，使得朝廷本身就像一個大貪官。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