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並、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右仆射裴寂賜一爐。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月五日，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最為折衷，遠近便之”。貨幣混亂局麵得到扭轉，但不久便“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
唐高宗年間，以改鑄新錢來防私鑄，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使私鑄進一步惡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下置監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複濫惡”。
武則時期，私鑄錢幣現象進一步加重。於是“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鬥、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但不久之後，“盜鑄蜂起，濫惡盈聚。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之際，兩京用錢尤濫”。
唐玄宗開元五年，針對私鑄惡濫現象采取禁斷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下惡錢，行二銖四絫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於是“至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栗豐賤”。但“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迥博，好惡通用。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托官錢，將入京私用”。
統觀唐代曆朝，受“私鑄”影響的時期很長，造成唐代貨幣流通中“私鑄”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現為：一、唐前期私鑄問題十分嚴重與銅的私人占有有很大關係。據《唐六典》記載，“凡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采，官收其稅。若白鑞，則官為市之”。
就是官府隻對私采銅礦征稅，對稅後的銅礦並不強行要求賣給政府，而是允許自由買賣。這項規定使得每年開采的銅礦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導致唐前期私鑄猖獗，惡錢泛濫。官府雖多次重申禁止私鑄錢幣、禁鑄惡錢，但均未能徹底執行，以致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提出“不禁鑄錢”。
二、鑄幣地位的逐漸提高使得私鑄貨幣有利可圖。在隋末戰爭中，布帛成為主要的流通手段。隨著唐朝的建立，重新確立了貨幣製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場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隨著生產力的恢複和發展，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因而金屬貨幣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斷增加。到高宗、武後時期，全國的商業活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對銅錢的需求也相應急劇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須見錢”，而實物貨幣由於“幣帛益輕”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漸下降。貨幣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間私人鑄幣有利可圖，私鑄盛行起來。
三、貨幣需求與供應的矛盾日益尖銳是“私鑄”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隨著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貨幣征稅的擴大，對錢幣提出了更大的需求，然而鑄幣供應有限，錢幣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銳。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